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为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示云南文艺界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文艺担当、努力建设文化强省中涌现出的大家力作、新人新品，云南网特别策划推出《七彩文韵》专栏，为打造 “文艺滇军”，繁荣云南文艺事业提供一个传播交流的窗口和平台。

云南是诗的远方、梦的故乡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

云南各族人民和历代的文化大家

都贡献了代代相传的不朽篇章

为宣传云南、推介云南

进一步讲好云南故事

全国著名老中青作家48人一行

于2022年来到云南采风创作

经过精心构思、认真创作打磨

一篇篇美文力作传向大江南北

并由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云南网

云南省作家协会编辑成散文集

《看云南——名家笔下的云南》

 

今天，小编带你欣赏

陶园园的《聂耳：谱写万众同频的胜利凯歌》

 

聂耳：谱写万众同频的胜利凯歌

陶园园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不论在什么场合、什么境况下，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我总是感到热血和泪水一起上涌，是振奋，是激昂， 是悲怆，还有一种用言语无法说清楚的感动。它像一阵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洪流，让人完全淹没在那震彻寰宇的音浪中，脑海里如波涛翻滚又如炽焰燃烧。

穿过这浩瀚的音乐声，我隐约看到那个十七八岁、闪烁着一双黑眸的少年，他面容清瘦，却英气逼人；他衣着朴素， 却气质高雅。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曲作者，从昆明走向世界的人民音乐家聂耳。

他握着一把小提琴，昆明黄昏时分的微光照映在他的脸上，他的侧影像雕塑一般轮廓分明，他的指尖流淌出一串串音符，似春光摇曳，似江河大海，似山间明月，又似狂风巨浪……

奋斗之歌

1912年2月15日，还有几天就要过春节了。位于昆明甬道街72号的“成春堂”药铺门头上挂了红绸缎。聂鸿仪夫妇从玉溪老家来到昆明开药铺已有十年了，虽然生活一直贫苦，但无论如何，十周年还是要庆祝一番的。此时，聂鸿仪的妻子彭寂宽已经挺着大肚子，摇摇晃晃，即将临盆，可她仍然忙出忙进，打理着家务。

晚上九点多，忙了一天的彭寂宽从窄窄的木楼梯爬上二楼时，突然感觉到肚子一阵发紧，已经生过三个孩子的她马上意识到胎儿有动静了。她急忙让家人去请邻居家有经验的大娘来帮忙，很顺利，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儿。

聂鸿仪抱着刚出生的小儿子，小家伙还闭着眼睛，皮肤白皙，哭声响亮，圆圆的小脑袋上长着一对大耳朵。聂鸿仪高兴极了，给他的四儿子起名聂守信。当时的聂鸿仪夫妇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娃娃将来会因为出众的音乐才华得到广泛肯定，因独有一双敏锐的耳朵后来改名“聂耳”，这个名字而后会闻名遐迩、享誉世界。

聂鸿仪共有6个孩子，长子守拙、长女兰茹是前妻所生。他与彭寂宽生有二女儿慧茹、二儿子守诚、三儿子守先（后改名叙伦）、四儿子守信（即聂耳）。

一家人日子过得清贫，但也自得其乐。孩子们很聪明懂事，尤其是小聂耳，三岁多便缠着父母讲故事。聂鸿仪见小儿子如此好学，也教他读书认字，四岁时聂耳已认得300多个字，简单的故事书都可以读个大概意思了。

我们现在走进昆明甬道街72号的聂耳故居，有上下两层，木质结构，里面陈列着聂耳的生平及创作的作品资料。

这栋小楼始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原系重檐店铺房。1986年7月，盘龙区人民政府将其命名为“聂耳故居”， 并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升格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当地政府对聂耳故居进行了修复。2004年，聂耳故居被划入五华区；2011年成立昆明聂耳故居纪念馆。

我顺着楼梯爬上二楼，这经过修复的聂耳故居已经比原先好得多了，记得之前的一些资料上说，当时的“成春堂”药铺只有下面小小一个铺面，二楼是后来他们自己搭建的一小层，聂耳一家人的住宿就在上面这层，坐在床上几乎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屋顶了。

记得我小的时候，也住在昆明五华坊类似的一个四合院里，二楼屋顶上有几片瓦坏了，大人用一种透明的塑料板子铺上，躺在床上，可以看到屋顶上的青苔、雨滴，偶尔还会有小鸟停留。我想聂耳的那段时光，也应该是这样的童心浪漫吧。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句话在聂耳身上印证得不可思议。他四岁时，父亲聂鸿仪因病去世，母亲带着一群孩子讨生活，家里的经济状况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

日子一天天艰难地过着，转眼间，聂耳6岁，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为了凑几个孩子的学费，彭寂宽已经想尽办法，除了中药铺的收入，家里能当能卖的东西都已当卖了，要让聂耳上学，无论如何也拿不出学费。可彭寂宽看着对知识如饥似渴的小儿子，一咬牙，还是决定送他上学。她几乎找遍了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终于勉强凑够了学费，送聂耳进入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念书。入学后的聂耳没有钱购买教科书和作业本， 他只能用家里包中药的废纸将同学的课本借来抄下。对此，小小的聂耳显得异常懂事，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对贫苦的生活没有一丝抱怨。他还时常安慰母亲，说自己不冷、不饿、不累。看着这个勤奋、肯吃苦、拼命学习、还帮忙做家务的孩子，彭寂宽有种说不出的感动与心疼。

1922年，10岁的聂耳转入私立求实小学（今昆明市第十中学前身）读高小，由于成绩优异、品行高尚，被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学生音乐团指挥等，曾荣获该校第一号学生奖状。1925年，13岁的聂耳插班考入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今昆明第二中学）走读。1927年秋，15岁的聂耳初中毕业后，历经三榜考试，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中部（此校前身是云南省师范学堂，先后在五华山、光华街办学，最后迁往潘家湾，即后来的昆明师专校址）主修英语，向亲友暂借保证金、书籍费以及住宿的被褥才得以入学。

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聂耳结识了后来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音乐教师的张庾侯，开始跟随他学习小提琴，并与其三哥聂叙伦、友人李家鼎等经常在家里进行民乐合奏等活动。聂耳还参加学校里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所组织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开始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读物；参加由当地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济难会”，多次从事给被关押的革命同志进行接济等工作。

从1918年到1928年，聂耳一路勤奋刻苦，以优异的成绩屡次争取到减免学费的机会。他从一个纯真的儿童成长为一个阳光少年。这位在艰苦环境中砥砺奋进的英才，用丰富的知识武装自己，用多元的音乐拓展自己。他在音乐学习上博采众长、虚心求教、刻苦钻研、反复练习，到初中毕业时，他的音乐才华已经在人们的视线中显露出来。

思乡心曲

1928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经常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

1928年11月底，为了实现投入实际斗争的革命愿望，聂耳瞒着家庭报名参加滇系军阀范石生所招收的“学生军”，秘密离开昆明，中途经越南、中国香港等地，到达湖南郴州，接受所谓新兵训练。当年底，他离开新兵队，任特务连的上士文书。

1929年3月，聂耳随军官赴广州，4月8日被“学生军”遣散，流落广州。4月中旬，聂耳以聂紫艺的名字，考入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音乐班，但入学后发现与其志愿不合，即离所。5月6日，靠朋友的借款，聂耳得以返回家乡昆明。

1929年5月，聂耳回昆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插入原班继续学习。作为学校的课余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聂耳经常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戏剧等活动，与张庚侯、廖伯民等友人一起组织九九音乐社。同年10月，聂耳开始参加学校的戏剧研究会所举办的一系列中文话剧的演出活动。由于聂耳积极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年救济团的各项针对反动派的斗争，因而引起反动派的注意。1930年6月，聂耳得悉他有被捕的危险，在哥哥的帮助下，他于7月10日随云南一商人匆匆逃离昆明，先后绕道越南海防港、中国香港，到达上海。

1930年7月，聂耳因躲避反动当局的追捕来到上海，不久参加反帝大同盟，并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活动。

1931年4月，聂耳报考上海明月歌剧社，主考人黎锦晖慧眼识英才，破格录取他为乐队练习生，师从乐队首席王人艺、外籍教师普杜什卡刻苦学习小提琴。

从一个边疆小城市到了霓虹闪烁的大上海，对聂耳来说有些突然。初来上海时，他感觉到非常不适应，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繁华的上海，藏污纳垢，您的弟弟早深深感到。请您像以前一样相信他，他决不会误入歧途的。”

在明月歌剧社，聂耳接触到了最前沿的音乐形式，包括西方的、东方的、流行的、古典的。看着绚丽夺目的舞台， 他的思绪又飞回了“成春堂”药铺，他想起妈妈在经过一天的劳累后，看着躺在床上的孩子们哼唱的傣家小夜曲；想起自己临行时一家人吃饭一边喝酒道别一边开起家庭音乐会，唱起的云南民歌；想起和同学们泛舟翠湖，与女友袁春晖合奏的小曲……

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像潮水一样席卷着聂耳，走在上海繁华的街上，他想起甬道街的小巷；回到简陋的小屋，他想起“成春堂”的阁楼；坐在剧院观剧，他想起昆明三丰庵的洞经调。

此情此景，只有音乐可以寄托他对家乡的思念，他要把18年来哺育自己成长的民间音乐发扬光大。也只有在家乡熟悉的音乐里，他才能释放自己的思乡之情。

聂耳想起在昆明时，和哥哥们用攒下的压岁钱买来竹笛、二胡，加上借来的月琴，一家人演奏玉溪花灯、滇戏曲牌、校园歌曲。母亲彭寂宽看着活泼可爱的孩子们，不由得感激上苍，虽然日子贫苦，但有这群孩子，她心里也甘甜。她说道：“劳累了一天，坐下来听听你们的音乐，可以消除疲劳， 快慰身心。”

西山、滇池是聂耳与亲朋好友的天然音乐演奏场，他经常和好朋友张庾侯等人到西山郊游。还有翠湖的景色更催发了他的音乐灵感，他常在湖心亭、金鱼岛听人演奏民乐。大观楼的万千气象、草海庾庄的曲径通幽、圆通山的如画风光、金殿的历史底蕴，还有黑龙潭、海源寺、筇竹寺、昙华寺的人文胜迹也都留下了聂耳的音乐足迹。昆明周边的安宁温泉、呈贡果子园、晋宁盘龙寺也是聂耳和好友们常去的地方。

聂耳给二哥写信说：“当我在追忆故乡的时候，很想放弃了我在外面发展的一切玄想，奔到妈妈膝下、哥哥姐姐的面前来。”端午节，他写给母亲的信中说：“现在我想在中国的各地民间歌谣上下一番研究，请三哥帮我收集一些寄来，不论什么小调、洞经调、山歌、滇戏牌子都要。千万急！”写给好友张瘐侯的信中说：“我要请你帮忙收集一些云南的民谣、民歌、山歌……我们到杭州去拍外景，倒很有趣，我相信几年后的翠湖，并不亚于西湖。”

一次，聂耳在听到两位少女的歌声后想到了家乡的山歌，他在日记中写道：“她们摆的步法正如我的家乡唱花灯一样……有时好像湖南调，有时又有些相似云南的山歌。总之它会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几乎忘了我现在是居于何处。”

一段时间以来，聂耳总回忆起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点一滴。他想起昆明八景之一的“翠湖春晓”，那是昆明人记忆中十分深刻的地标。于是在乡愁最浓的时候，聂耳以昆明洞经调“宏仁卦”为素材开始创作《翠湖春晓》。

聂耳在昆明时，翠湖是昆明演奏洞经调的中心之一。昆明的洞经调已有400多年历史，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儒家音乐、文人礼乐的延续与发展，明代末期从滇西大理一带传入。从清代到民国初期，昆明城区就有10多个洞经调会。洞经的经文都有曲谱，用音乐形式唱出来。当时在翠湖的元宵灯会期间洞经调演奏不仅仅限于昆明的会班，还有蒙自、通海、玉溪等地来的洞经调班轮流演奏。聂耳的音乐天赋就是在这些音乐中被激发的。

《翠湖春晓》乐曲由慢而快，跌宕起伏，惟妙惟肖地再现了翠湖九龙池晨曦初露、晴空丽日、天人合一、风情万种的诗情画意。1934年6月，上海东方百代公司国乐队录制了《翠湖春晓》，实现了聂耳的乡土音乐梦。

除了《翠湖春晓》这部名作，聂耳还根据民间乐曲改编并演奏录制了《金蛇狂舞》《山国情侣》等一批民族器乐曲。

这些音乐承载着聂耳对昆明、玉溪的“乡愁”，他在日记中曾说自己经常抱着一棵梧桐树诉说苦楚，他觉得自己在外地看到的树就像云南的一样，看见树就好像看见了家乡，看到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和可爱的人。

谁都没有想到，在现实中，聂耳再也回不到他的家乡了，这些音乐日后成了他与家乡亲人的永别。回滇，成了他永远无法实现的心结。他音乐中的“翠湖春晓”也只能永远定格在那反复萦绕的思乡梦里。

时代强音

1931年的一天，聂耳在明月歌剧社排练现场负责音乐指导，舞台上一群红男绿女载歌载舞，五六个十七八岁的女孩轮流和一男孩跳舞。那天，聂耳的状态特别差，总是心不在焉， 时不时摇头叹气。

明月歌舞剧社的创办人之一黎锦晖问聂耳怎么回事。憋了很久的聂耳终于和他的老板发生了争吵。他追问着，难道在炮火纷飞时，我们还要沉迷于软绵绵的“毛毛雨”？文艺该如何表现抗战？文艺该如何合乎时代？自己又该如何才能创作出适合时代需要的作品？

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聂耳在9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九月二十日，最值得注意的一件大事是报纸上的大字：日军占据沈阳城，炸毁南满路……东北军王以哲旅长殉难……这是前晚发动的。”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聂耳的内心又受到了很大冲击。

1932年7月13日，聂耳以“黑天使”为笔名在《时报·电影时报》发表《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一文，批评的矛头直指黎锦晖，语言犀利直接。紧接着，“黑天使”又在《电影艺术》第三期发表文章批评当时的一些电影。

由于艺术见解不同，聂耳终于在《新闻报》上刊登了启事：“因志趣不合，自愿脱离明月。”聂耳与亲自面试他进入明月歌剧社的黎锦晖分道扬镳了。

在明月歌剧社期间，聂耳认识了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田汉。此时田汉34岁，他在见到聂耳的前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上海进步青年们称为“田老大”。他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党团书记，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的目标是团结上海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开展文化斗争。

多年后，田汉回忆起当时与聂耳见面时的情景：1932年春的一天，我在上海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舞团里，会见了一位从事音乐工作的青年聂紫艺。那是一个弦歌满耳、衣鬓相接的环境。我们找了一个僻静的房间，做了一次亲切的交谈。这位二十一二岁的青年来自遥远的西南边疆——云南，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他有一位勤劳贤惠的寡母，他自己从小爱好音乐。中学毕业后，他离开家乡、闯荡江湖，在湖南、广东当过一阵子大兵。他像许多贫苦学生一样追求革命。由一位进步的同乡学生的介绍，他参加了当时的进步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 在上海西区一带做过群众工作。他想找中国共产党，想学习更多的革命理论，知道更多的国内外形势。他爱音乐，他迫切想掌握音乐技术、小提琴和作曲；他想知道通过这些音乐武器能为革命事业做些什么。他说，他也爱明月歌舞团，但他不满意黎锦晖的领导。他认为黎的某些不健康、不严肃的倾向毒害了这些生机勃勃的青年，使他们失去了对封建事物的冲击力。之后，我们的联系频繁了。我介绍他参加另一进步的文化团体“苏联之友社”的音乐组。

与田汉的相遇，决定了聂耳作为革命音乐家的命运，田汉成了聂耳音乐创作与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后来，田汉与聂耳被称为“黄金搭档”，合作创作出许多名曲，《义勇军进行曲》就是最辉煌的篇章。

1932年，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形势发展迅速，其中左翼电影小组已关注到电影受众人数庞大的特征，党组织致力于把电影界发展为一块革命新阵地，为此，不断输送进步文艺工作者渗透进电影行业内部，以积极推动进步电影的拍摄，扩大革命文艺的传播和影响。11月26日，聂耳在好友金焰以及其他朋友的积极帮助下，顺利入职联华影业公司第一制片厂。

在上海电影界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夏衍、田汉的亲自培养下，1933年1月底的一天，聂耳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名革命战士。

那天，在联华影业公司第一制片厂的一个隐秘的角落里，田汉、赵铭彝和夏衍为聂耳举行庄严的入党仪式。

作为入党介绍人之一的田汉，深知聂耳到上海前后的不平凡的奋斗经历，了解聂耳的政治见解和艺术追求。

聂耳另一个入党介绍人是赵铭彝。赵铭彝当时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负责人和党团书记，他对聂耳的经历和为人也十分了解。聂耳去北平之后，他跟着就把聂耳的剧团关系介绍到北平，为聂耳举行入党仪式之前，也是他代表党组织与聂耳进行谈话的。

夏衍是聂耳入党仪式的监誓人，他当时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领导者，他认为聂耳是革命乐观主义的化身。

形势所迫，聂耳的入党仪式简洁却异常庄严。仪式是秘密进行的，不能开灯，没有党旗，隔墙就可能隐藏着反动政府的“耳朵”。在门窗紧闭的小小角落，他们自己绘制了党旗。在三个共产党领导人的见证下，聂耳举起匆匆手绘的党旗，压低声音，跟着田汉庄严宣誓。那一天，聂耳成了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

1933年2月12日，聂耳发起成立“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6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什么是中国的新兴音乐？这是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提出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音乐和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着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的新的内容和演奏，以及作曲家的新的态度。他们感觉到有闲阶级所表现的罗曼蒂克的、美感的、内心的情调是不适切的，是麻醉群众意识的。抛弃经过几个时代发展下来的作曲习惯，此外，还有配称为大众音乐的，究竟能够有吗？旧时代的作曲家们，跟从革命前确立的方法继续作曲；他方面，革命产生的新时代音乐家们，根据对于生活和艺术不同的态度，灌注生命。”

这期间，聂耳对音乐方向的思索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这是一条在党的大众文艺方针指引下的革命音乐之路。他把音乐作为武器，去代替大众呐喊。

这一年，他创作了《开矿歌》《码头工人》《卖报歌》《大路歌》《毕业歌》《告别南洋》《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等一系列大众性、民族性歌曲。这些作品在上海乃至全国音乐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掀起了“新音乐”运动的浪潮。

壮丽乐章

1934年7月，左翼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组建了左翼的进步电影企业——中国电通影片公司。

1934年秋天，中国电通影片公司首部电影《桃李劫》拍摄完成。田汉同时创作了一部反映长城抗战的影片《凤凰的再生》，以儿女之情写抗战风云，表现出长城的新生、民众的新生、国家的新生。

《凤凰的再生》剧本得到一致好评，后经过创作人讨论，影片名改为《风云儿女》。

1935年1月4日，上海《大美晚报》第2版刊登的《电通简报》报道：“《风云儿女》已交剧本委员会审查，初二审查已无问题通过。”这意味着《风云儿女》可以正式开拍。1月15 日，《中华日报》电影副刊报道：“《风云儿女》将于1月20日开拍。”

然而就在左翼电影小组紧锣密鼓展开工作时，国民党特务机构对左翼的压制也日益升级，国民党当局采取了极其粗野的暴力手段进行镇压活跃的左翼电影人。

1934年1月20日，上海《申报》刊登出所谓《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宣言》，这个“宣言”列了一个“黑名单”，包括田汉、沈端先（夏衍）、钱杏邨（阿英）、茅盾、沈西苓、楼建南、许幸之等左翼作家的名字。

2月19日，国民党特务经过近5个月的侦查，在当夜进行了全市大逮捕活动。中共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上海中央局代书记黄文杰、组织部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部长朱镜我，以及文委书记阳翰笙等30余人被捕。田汉也在翌日半夜2时回到寓所时被特务逮捕。

田汉被捕，《风云儿女》电影脚本还没有完成。左翼电影小组负责人夏衍把田汉留下的《风云儿女》故事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他找到了刚加入电通影片公司不久的许幸之担任导演。许幸之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是留日归国的左翼画家， 而且是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的发起人，同时热心左翼文学、戏剧、电影等文化运动。

《风云儿女》剧本已经写成，主题曲的歌词也已完成。谁来承担作曲任务？田汉等左翼文艺工作者相继被捕，让聂耳感到义愤填膺，同时也唤起他的创作激情。他主动向夏衍请缨，要求担任《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工作。

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58号三楼一间狭小简陋的小屋里，聂耳紧闭双目，坐在钢琴前，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九一八的炮火，他听到了一·二八事变的炮声，他看到了因为侵略者的占领令国人流离失所，甚至失去生命；他看到在云南倚门遥望的母亲……

是的，他要写一首像《国际歌》一样把中国同胞拧在一起的歌曲，甚至比《国际歌》更明快更有力！曲调如潮水般从聂耳的指尖奔涌出来。他采用了纯四度的音程，以弱拍开头， 振奋人心又沉稳有力地呼唤着民众“起来”；他采用了G大调的曲调，以大三和弦分解的号角音调为主调，雄壮有力地唱出了中国人“不愿做奴隶”，愿以“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的呐喊。整首曲子没有大的音符跳跃，宽广明亮，朗朗上口，便于传唱。同时，聂耳又多用短句、常在主音上结尾，这让每一句的曲调都干脆利落地撞击听众的内心。

初稿完成后，聂耳兴冲冲地拿给许幸之看。许幸之说：“你是不是受了《国际歌》和《马赛曲》的一些影响？”

“是啊！但是它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你感觉不到吗？”

没错，这就是聂耳所期待的属于中国人的进行曲，他在西方音乐大调型的曲调中融入了民间调式中小调型的音调，音乐语言清晰又丰富，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明快乐观。

聂耳当时并没有想到，这首曲子将来会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唱响在中国革命、建设与发展的每个时刻。

聂耳完成《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初稿没几天，他也被列入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1935年4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晴天的霹雳到来了！”党组织为了保护和培养年轻且具有音乐才华的聂耳，迅速决定派他出国留学，由日本转道巴黎去苏联。

4月下旬，聂耳完成了修改工作并从日本将《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定稿寄回上海。

从1935年5月6日开始，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刊登出《风云儿女》公演广告。5月8日，上海向公众免费发放《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索要者踊跃。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首映。“再唱一次胜利的凯歌！再掷一颗强烈的炮弹！”这句话出现在当天《中华日报》的电影宣传广告上。

随着影片的放映，《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大范围地在上海民众中传唱，这首歌曲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歌曲引起全国的共鸣，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爱国民主人士和支持中国的国际友好人士，在集会上、在游行中都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爱国歌曲。整个中华大地，和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1935年7月，田汉出狱，听到此歌，非常兴奋地说：“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明快有力。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高昂战歌。1935年，画家徐悲鸿在听了《义勇军进行曲》后挥毫题词评价道：“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里乃有田汉之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乃知，此人之必不死，其民族之必不忘！”

永恒绝响

1935年4月1日，聂耳接到上级通知：他的行踪已引起敌人的注意。党组织决定让他暂去日本避居，过一段时间再送他到欧洲。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文艺界的朋友赵丹、郑君里、贺绿汀、唐纳、孙师毅等人到长江饭店为聂耳饯行。

次日，聂耳孤身登上开往东京的“长崎丸号”轮船。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祖国，也是他与祖国的最后道别！

在日本，聂耳遇到了在云南时的朋友张天虚。他比聂耳大三个月，1930年加入左联，在聂耳来的一个月前到日本避难。聂耳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触日本的文艺界。通过刻苦学习，他的日语水平进步神速，语言能力的提高使其很快就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日本朋友。

在张天虚的介绍下，聂耳还结识了日本文艺团体新协剧团的艺术家，如著名戏剧家秋田雨雀、从事戏剧工作的滨田实弘，以及来自朝鲜的照明师李相南。李相南属于外向型性格， 与聂耳性情相投，二人很快成了密友。

1935年7月，日本的学校放假，很多中国留学生都去海滨避暑度假。李相南对聂耳提议去神奈川藤泽市鹄沼海边洗几天海水浴。滨田实弘也多次邀请他们到藤泽的家里住些日子。9 日早晨，聂耳和李相南从东京神田区住地乘车到藤泽的滨田实弘家。

17日午饭后，聂耳与滨田一家和李相南像往常一样去游泳。他们下午一点多出发，到海滨的时候已是两点左右了。

这天，风浪很大，可到海边游泳的人却很多，整个海滨充满喧闹声。

大家各自游了一阵，同伴们陆续上岸到集合地休息，其他所有人都到齐了，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却不见聂耳上岸。大家不由得紧张起来，立即沿着海岸分头寻找。李相南下了海，岸上的人大喊着聂耳的名字，直到下午四点，大家仍旧不见聂耳的踪影。

天色越来越黑，人群散去，大海涨潮了，风中摇摆的树影伴着呼啸的海浪声似乎要吞噬掉整个世界。一层一层的浪花冲到礁石上被撞得粉碎，大海像巨兽一般张牙舞爪，将聂耳这个23岁的中国音乐才子的生命彻底夺去了。任凭国人怎么呼号，任凭家乡的亲人怎么盼望，聂耳真真实实地回不来了。

第二天十一点左右，滨田实弘接到警察的报告说，聂耳的遗体已被打捞起来。

关于聂耳的死，留给了后人们太多心痛、惋惜、猜测和疑惑。

7月18日，张天虚听到消息后，悲痛万分，并立刻赶到藤泽海滨，与日本当局交涉，认领聂耳的遗体。遗体由日本警方火化后，张天虚收集了聂耳的骨灰。在东京为聂耳举行的追悼会上，张天虚报告了聂耳革命的一生，并撰写《聂耳论》一文作为悼词。其后，他与蒲风道主编了第一部《聂耳纪念集》。1936年，他亲自把聂耳的骨灰护送回国。

聂耳的三哥于1936年专程到上海把聂耳的骨灰接回昆明。1937年10月1日，聂耳的骨灰被安葬在风景秀丽的西山上，参加仪式的有著名学者楚图南、徐嘉瑞等，并由徐嘉瑞撰写碑文。1954年2月，云南省文化局重修聂耳墓，墓名改为“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

1949年6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平主持召开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和政协委员会共同商讨建国大计。9月21日，国歌方案审查委员会成立。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主持召开国旗、国徽方案专题协商座谈会，与会的20多个参会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画家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他说他曾在法国学习，法国国歌《马赛曲》就是一首能激励人民的歌曲，而《义勇军进行曲》在风格上与《马赛曲》极为相似，都是在民族危亡时刻激励民众挺身而出的抗战歌曲，能鼓舞民众，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此话一出，立即引起大家的共鸣。周恩来首先表示支持。他说:“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很好。《义勇军进行曲》雄壮豪迈，节奏激越，适合演奏和传唱，做国歌是合适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也表示赞成。刚从国外回来的刘良模对《义勇军进行曲》有着很深的感情，并身体力行，在海外极力推动这首歌的传唱。他说用这首歌作为国歌，也是对中国新音乐运动创始人聂耳的纪念。

慢慢地，大家的意见逐渐趋于统一，都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歌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10月1日，在开国典礼上，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国歌，见证了中国的崛起，也见证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在雄壮激越的国歌声中，我们带着那个聂耳的梦想大踏步勇敢向前。

今天，我再次走过昆明甬道街72号，那里紧邻昆明老街，街道两旁全是商铺，商铺里面展示着各类具有云南特色的工艺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华灯初上时，街上流光溢彩，重新修葺过的聂耳故居在微黄的灯光中精致古朴。我抬头看向浩渺的苍穹，心想，那满天的星光中是否有英魂闪烁？我听到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呼唤：魂兮归来！

作者简介

 

 

陶园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蒙学研究会理事、云南省杂文学会会员、昆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昆明市作家协会会员。曾担任《生活新报》首席记者、《昆明日报·大周末》责任编辑，现供职于云南老年报社，任《文化周刊》主编。曾在《中国作家》《大众电影》《大众电视》《云南日报》《云南政协报》《春城晚报》《云南老年报》《昆明日报》《都市时报》等发表文学、新闻类作品共百万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