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写作秘境

杨早

早在1947年，汪曾祺就给他擅长的短篇小说下定义说：“用最经济的文学手腕，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面”“短篇小说的作者是请他的读者并排着起坐行走的”“短篇小说的作者是假设他的读者都是短篇小说家的”（《短篇小说的本质》）。这也就是说，短篇小说的重点不在于建构一个世界并邀请导引读者进入（这是长篇小说干的事），也不像中篇小说，要面对面地向读者讲一个头尾完整的故事。短篇小说只是要挑出事实上最精彩的一段或一面来描写，这其实是要求读者对这种生活是熟悉的，习以为常的，作者方能从漫长的生活之河中舀取一瓢最甜的水，这瓢水一旦脱离大河，立即就会获得陌生化的魅力，变成滋养我们精神生活的甘醴。

汪曾祺秉持这样的理念写他的短篇小说，小说中涉及最多的自然便是他稔熟而沉淀在记忆里的故乡高邮。他笔下的高邮，外乡人固然觉得平常而又新奇，高邮同乡也会猛然惊觉习焉不察的寻常日脚，竟然被这位老乡描写得如此动人。汪曾祺表弟杨汝絅从小就认识这位表哥，从1948年的《邂逅集》就开始读他的小说，多年之后读到重写的《异秉》，忍不住评论：

《异秉》里摆熏烧摊子的王二，这样的人和这样的行业许多县城都有，但只有他王二身上带着高邮熏烧摊上的五香味和青蒜味，且因为生意兴旺，熏烧摊子从保全药店廊檐下搬进隔壁源昌烟店的空店堂里去了，他身上还奇妙地沾着高邮中药店里的气味和刨旱烟的气味——我敢说：不是随便哪一位作家敢于轻易这么“一担三挑”，同时把一支笔伸到熏烧摊、中药铺和旱烟店里去的。

杨汝絅从这些文字里，感受到了“人的精神的美”与“乡土的美”永恒的魅力：“我自己离开高邮40多年了，离开时还是个小孩子，对家乡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你写我们家乡的小说中那份浓郁的气氛仍能拨动我心上的乡情之弦，你笔下的余老五、陆鸭（《鸡鸭名家》）、陈相公、陶先生（《异秉》）、小明子、小英子（《受戒》）、巧云、十一子（《大淖记事》），以及那‘岁寒三友’……都仿佛是我自小就亲爱过的乡亲。”（《人和乡土的美与本色当行的歌——给汪曾祺的一封信》）

对这一点，汪曾祺自己也颇为得意，他给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讲课时讲：

我写家乡的小说《大淖记事》，家乡人说写得很像。有人就问我弟弟：“你大哥小时候是不是拿笔记本到处记？”他们都奇怪我对小时候的事儿记得那么清楚。我说，第一，我没想着要当个作家；第二，那时候的纸是粗麻毛边纸，用毛笔写字、怎么记呀？为什么能记住呢？就是因为我比较细心地、专注地观察过这些东西，而且是很有兴趣观察。

当然，观察之外，更大的驱动力来自汪曾祺师承沈从文的“对家乡的严重的关切，对于家乡人的深挚的同情，乃至悲悯”。因此我们不妨将黄永玉评沈从文《长河》的话移来评价汪曾祺的高邮系列短篇：这是“与家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知心的书”。也正因此，从1980年开始，尽管无数的读者为汪曾祺笔下的小城人事感动、欢喜、难过，但多多少少是有一点“隔”的。这种“隔”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们尝到了那瓢甘美的水，却无法感知那条生命之河的本味。于是也就无法尽知这种浸润与转换的难度与妙处。因此40年来，对汪曾祺高邮系列的评论研究虽汗牛充栋，但总给人隔靴搔痒之感。

倘若汪曾祺有一位年龄相仿的弟弟，也像他那样记得，会写，那就真是读者与研究者的福气。我们研究鲁迅的小说，谁能够绕过周作人《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呢？然而与汪曾祺同时同地长大的伙伴中，写作的并不多，难以“教人想见旧高邮”。

汪曾祺生前并不太愿意别人去追索他笔下的人事原型。1992年，他将写高邮的小说合编为《菰蒲深处》，在序言里讲：

世界上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把一块现成的、完完整整的生活原封不动地移到纸上，就成了一篇小说。从眼中所见的生活到表现到纸上的生活，总是要变样的。我希望我的读者，特别是我的家乡人不要考证我的小说哪一篇写的是谁。如果这样索起隐来，我就会有吃不完的官司的。出于这种顾虑，有些想写的题材一直没有写，我怕所写人物或他的后代有意见。我的小说很少写坏人，原因也在此。

汪曾祺的顾虑不无道理，那个时代也确实有过这样的名誉官司，作家打输的也不少。然而话说回来，了解汪曾祺笔下人事的原型，能不能帮助读者更好更贴切地理解他的作品？当然能！汪曾祺极力主张“气氛即人物”，小说背后的那些人、事、地、物，同样也构成了包围着作品的“气氛”，不知道这些，小说依然好看，知道了，可以在想象中进一步还原旧高邮的图景，会从小说里得到更多、更精彩的东西。

举个例子，我祖籍高邮，但不在那里长大，跟汪曾祺的年代更是隔了半个世纪。因此头几回到高邮，看文游台盂城驿镇国寺高邮湖，有意思，但跟汪曾祺的小说散文，联系不深，似乎也就是名人故里的景点游逛。直到有一次走在东大街一带，有长辈说通湖路从前是没有，这里是高邮县城的城墙，这一下犹如醍醐灌顶，我才明白，原来汪曾祺家是住在城外的！

住在城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并非处于高邮的中心，而北城门外的东大街，因为临河临湖，交通便利，又让此处成了高邮稠密的商业圈，看到高邮姚维儒先生手绘的《高邮人民路解放前工商业示意图》和《汪曾祺故乡旧时足迹示意图》就更明白了：汪曾祺写的所有的乡人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他小学中学上学路上的这条大街上。住在北门之外，让汪曾祺既能接触到大批的店铺与商贩，在人间烟火里每日穿行，又能到大淖看挑夫，到阴城看放烟火，这是一种介乎“乡人”与“野人”（借用东周的概念）之间的生活，可以说，这样的生活圈，决定了汪曾祺高邮小说的层面与格调。

姚维儒先生与汪曾祺相隔一代，但两人知道的人或事，交集甚多，近年姚先生又致力挖掘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地理、事件、物品的源头流变，集成《文学家的秘境——汪曾祺作品溯源》。对于“汪研”“汪迷”来说，这都是很有功德的事。姚先生此书，由短文片章连缀而成，一篇一见，用不同的主题来吸附各类材料，颇得汪曾祺短文的妙处。其中多有重述引用汪曾祺文字，与自己的考证叙述相互佐证，亦是题中应有之义。姚先生是位医生，走上文学之路并作手于汪曾祺研究实属不易，他的部分调查考证对于汪曾祺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本书客观上成了汪曾祺文学的故乡图谱。另全书编排有些芜杂，倘有妙手编辑淘洗一番，依人、地、事、物再加整理，当能更好地导游读者于汪曾祺的高邮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