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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云南——名家笔下的云南》

今天，小编带你欣赏

李洱的《西南联大与汪曾祺》

 

西南联大与汪曾祺

作者：李洱

云南我来过很多次，这次来有新的感受。看了西南联大旧址、陆军讲武堂，又到了查尼皮村，整个现代史非常真实地浮现在我们眼前。面对高山仰止的西南联大，我觉得很惭愧。这一次，当我踏进西南联大旧址，看到教室里还保存着当时校舍的土坯墙、铁皮顶，黑板两侧悬挂着西南联大校歌和联大师院院歌时，感触很深。当年的西南联大非常简陋，但这里走出了一批民族的精英，他们的事迹给一代代人启示与激励。

西南联大的成绩，主要是培养了一批人才，比如作家汪曾祺。

汪老的作品我看得不是很多，因为我不是“汪迷”。但是，也断断续续地、零零散散地看了不少。他出生于1920年。出生在1920年的文化人的文化态度非常值得琢磨。张爱玲也出生于1920年，魏巍也出生于1920年。还有一个人，非常重要，就是王元化先生，也是出生于1920年。在这些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们比较鲜明的态度。他们的人生道路、文化选择和他们的作品之间有着复杂和微妙的关系，很耐人寻味。

我们在各种场合看得到的汪老的文章，尤其是近年被当成鸡汤文在媒体上发布的那些作品，与真实的汪老，是有着很大差异的。汪老有着不同的面向，可能是个很复杂的人。

汪老的语言，我说的是他重新写作之后的语言，你只要看一眼，你只要熟悉新文学史，你就会发现，他的语言是别具一格的。比如，他的语言最大的特征就是口语化，有自己的语气。这是从鲁迅等人开创的现代书面语中解脱出来的语言，也是从后来的毛文体中解脱出来的语言。当代，那种带有知识分子情怀的作家所用的语言，大都可以放在鲁迅这样一个谱系里去看。而汪老的语言，从谱系上说，似乎属于周作人这样的一个谱系。当然，他跟周作人也不一样。周作人总体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汪老似乎更接近于士大夫，有着类似于桃花源中人的感觉。周作人喝的茶来自苦茶庵，苦啊；汪曾祺喝的是春来茶馆的茶，妙啊。春来冬去，一会儿桃红柳绿，一会儿万木萧瑟。据说汪老晚年最后一句话是“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虽然汪老也有《陈小手》这样的作品，但总体而言，我们的直观印象是，汪老的作品重点似乎不在反思。但我们同时又得承认，他的写作仍然有着革命意义，这说的还是他的语言。放在新文学和新时代文学的传统中，他用口语写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意味着他在给汉语“松绑”。他要回到诚实的个人，回到真切的语气，回到世俗的烟火，回到一个老百姓的位置。

汪曾祺，在口语中找到了自己的家。你在家里，当然要说人话。所以，简单地说，汪曾祺的小说就是在家里说“人话”。在小说中说“人话”，这个意义够大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启蒙，这也是一种反思啊。如何看待汪曾祺小说的说“人话”，这放在新文学史上是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想向“汪迷”们请教一下，他后来的这种语言，是高邮方言吗？好像不是吧？虽然可能你觉得用这种语言写高邮的风土人情特别契合，词与物高度一致，但我觉得这不是高邮的方言，甚至与高邮方言的关系不大，至少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我们也可以直观地看到，汪曾祺的语言有着老北京话的特点。他在视频里说的话，我们都可以听出来，他的书面语也特别纯正，完全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如果再联想到他早年在西南联大写的那些翻译体的小说，你可以发现，汪曾祺是可以熟练掌握几种语言的人。他晚年写小说使用的这种语言，是他的一种有意地选择。说得直接点吧，他后来的语言，其实也是一种再造的语言，是经过他自觉地选择，然后苦苦追求、严格地自我训练后再造出来的一种语言，所以达到了一种“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的境界。所以，他与新文学传统的关系，可能比较复杂。他的别开生面，是建立在对新文学传统的某种反思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通常被人看成士大夫的汪曾祺，虽然确实有士大夫的一面，但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那一面，我们是不敢轻易忽略的。

谈汪曾祺，人们现在习惯于追溯到明晚期的小品作家，比如归有光。从归有光到汪曾祺，当中隔了多少代？隔代传承，当然与心性有关，与地域文化和传统有关，但这也是一种自觉选择的结果。顺便说一下，他跟归有光面对世界的态度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归有光，一辈子都想当官啊。你看看最能透露归有光志趣的《项脊轩志》就明白了，他写祖母、母亲、妻子及其他家人怎么在这个老房子里生活，写得平白如话，又悲欣交集。这都可以理解，可是接下来，他还是写了天下英雄刘备、曹操、诸葛亮，认为人家都是走出了偏僻的小地方，然后才成就一世英名的。可是归有光呢？他活得不如意啊，壮志未酬啊。面对权力，归有光是臣服的，是卑微的，是标准的士大夫式的，但我们在汪曾祺后来的小说中哪里会看到这种牢骚，哪里会读到这种幽怨？汪曾祺要坦然得多，淡泊得多，要超越得多。现当代知识分子的种种尴尬，他什么没见过。但是从文体上看，汪曾祺确实是有对归有光等人的继承。当然，我们还可以一直往前延伸，从更远的地方找到他的谱系。我记得前段时期在北京开会时，有位老师提到汪曾祺小说与文章的关系，提到汪曾祺小说中的美，主要是那种风俗美、人情美。汪曾祺为什么要写美，怎么写美？西方现代派以后，写恶成了文学的主潮。写恶当然极有意义，至今仍然极有意义，因为它提供了反面的经验，提供了反省的基础。但是，从另一面看，滥觞肇迹，容或可观，累屋重架，无乃太甚。这个时候，汪曾祺对风俗美的描写，相当于于累屋重架之外，另建了一个小庙。李敬泽说，汪曾祺有力地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其实也可以从这方面去理解。这里也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汪曾祺热衷于写风俗。什么是风俗？风俗就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这是高尔基的说法。那么，汪曾祺如此执着地写风俗，在我看来，他其实就是要用小说的形式写抒情诗。

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很少有像汪曾祺这样死后还在“生长”的。他在“汪迷”中生长，而“汪迷”又不断地增加。这么说来，汪曾祺是一个生长性的作家。实际上，随着社会公共空间里的戾气越来越重，汪曾祺的生活态度，他的小说和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态度，使得他的意义日渐突显，不断拓展。

我很关心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批知识分子的生活，看了很多史料，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还有西南联大那一批人。许多材料有意思极了。比如瞿秋白在游西湖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漂亮，人间天堂；第二个反应是应该填掉，马上填掉。为什么要填呢，因为国破家亡，底层人民都在受罪，而他却在游西湖、看风景，一种原罪感缠住了他。我想，关注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可以发掘出许多对今天的现实依然有效的资源。

中国的现实如此丰富，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各种问题叠加在一起。我们同时在经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如果足够敏感，你的良知、知识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对文学来说，这可能是好事，它给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宝藏。在欧美那些老牌发达国家和地区，情况可能不一样。它们的写作题材相对贫乏，只能写写“二战”啊、小时候被谁偷看了一眼留下终生阴影之类的。所以，读欧美这一时期的作品，你常常会觉得不过瘾。它们的一些作品，有时候你会怀疑，在中国能不能发表出来，因为太轻了，类似于鸡汤。布克奖、龚古尔奖的一些作品，都是如此。所以，处在中国当今这样的时代，对于作家来说可能是很好的时代。

 

作者简介

李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小说《应物兄》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