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碑之心——评《保山碑刻》与《永昌名碑集注》

来源:云南日报 2026-11-03 09:04:25 【字体: 大 中 小 】

由保山学院和保山市文旅局分别组编,原保山市博物馆研究员李枝彩先生执笔编写校注的《保山碑刻》和《永昌名碑集注》两书,于2026年2月和6月相继问世。这两部厚重的碑刻专著,既是对保山地方碑刻文化的系统性整理研究,也是保山文物持续40余年来调查、发掘、征集与保护成果的集中呈现;既是李枝彩先生多年田野调查、伏案校勘的心血结晶,更是持续推动文物保护、传承、活化利用,与文旅深度融合的务实成果。

碑碣所镌,非徒金石之文,实乃大地之记忆、岁月之刻痕。碑刻文献的汇辑与校勘,亦非机械的资料过录与文字校订,而是对厚重历史记忆进行重新整理,使其重焕生机。《保山碑刻》与《永昌名碑集注》正是这样两部扎根田野、钩沉索隐的力作,为学界和公众提供了一份厚重、翔实而可资信赖的第一手史料。其意义不仅在于保存一方金石,更在于以石证史、以碑补史,为进一步理解保山乃至西南边疆千百年来的开发发展脉络、文化交流融合及地方社会历史变迁,打开了一扇宽阔而深邃的窗口。

追溯这两部碑刻书稿的调查编纂历程,可见一位学人与一方金石彼此成就的漫长因缘,可谓筚路蓝缕,志业双辉。李枝彩先生与保山碑刻结缘,始于1981年云南全省首次文物普查。那一年,他最早调入新成立的地区文物管理所,自此走上文博专业的成长之路,长期奔走于保山所属五县区及邻近的大理、怒江、德宏、临沧等有关县市之间。也自那时起,他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以历代碑铭石刻的搜集整理为己任,于2008年首次结集出版了《保山碑刻》第一编。难能可贵的是,此后近20年间,他未曾停歇,陆续发现并收集了文正、张志淳、张含、杨慎、李元阳、吴崧、邹光祚等地方名流的一批珍贵手迹或碑志资料。在此基础上,他对旧版进行全面完善与修订,推出新版《保山碑刻》。该书收录历代砖石铭刻226方,上起汉晋,下至民国抗战时期,首次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保山碑刻文献体系。作为“保山丛书”之一,该书以“存史”为首要目标,图文并茂,体例详赡,内容涵盖名人墓志、史事实录、基建记载、行政公文、司法裁决、乡规民约乃至匾额楹联等。散落于山川形胜间的风土人情与社会发展脉络,借此金石之文一一串联,极大地填补了传统史志的阙漏与空白。

若说《保山碑刻》胜在“全”,那么《永昌名碑集注》则胜在“精”。该书专攻高价值、高难度的历代著名碑刻106通,既面向学术研究,也兼顾更广泛的读者群体。每篇碑文简介,不仅全面交代碑刻的实物形制、存放实况与残损情况,还对碑刻所述人物、事件及所涉及的时代背景详加考证。书稿以清晰的碑帖、准确的录文及详细的注解相结合,便于读者欣赏和理解。尤为繁难的是,对碑刻中大量难读难识的古体字、异体字、通假字及地方方言等,均经反复考辨对比,予以准确的注音和释义,有效降低了碑文的阅读门槛,大为方便后学研习品读。二书相辅相成,一为全景扫描,一为微观剖析,共同构筑起保山碑石文化的坚实基础,也为今后地方文献整理提供了足资取法的范式。

细绎之下,《保山碑刻》与《永昌名碑集注》二书所收,兼具文献、学术、艺术与人文的四重价值。

其一,图文并茂,彰显文献之重。作为系统整理保山碑刻的集大成之作,二书不仅收碑宏富,且拓印清晰,使读者得以一睹碑刻原貌。碑刻铭文之实物,其价值在于补史,尤在补汉唐金石之阙。如汉晋铭文砖,史籍虽载“汉置永昌郡”,然千载之下,相关历史实物已湮没无存,而刻有汉字吉语与明确纪年汉晋铭文砖,恰为汉文化在边疆深层交融及政治管辖实体存在提供了有力物证。再如入选第一批全国名碑名录的南诏大理时期稀见汉文碑《史梅风墓残碑》,其火山石质地、荷蕾状造型与佛母坐像浮雕,兼有汉文碑记与梵文佛经,既记述了大理国国公段昇廷为大理国烈女买地修墓之事,又以汉梵并用之形制,成为民族文化交融之珍贵实证。此外,保山抗战碑刻堪称滇西抗战的“石头史书”,“一九八师纪念塔”“一零三师抗战阵亡将士公墓”“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公墓”等墓碑,详录滇西大反攻的惨烈战况与英烈名录,确立了滇西抗战的历史坐标;孙中山、蔡锷、朱德、赵藩、章炳麟、张问德、李根源等革命先驱和名流士绅的题刻与诗赞,将近代救亡图存与中华文脉紧密相连,既是民族气节的精神宣言,更树起了勿忘国殇、吾辈自强的精神丰碑。

其二,考镜源流,深具学术之值。在正史记载相对稀缺的西南边疆,碑刻乃不可替代的实物佐证。如明初颇具影响的胡氏一族三代墓志铭刻得以完整收录,即为研究明初永昌(金齿)卫所建置与滇西边防建设提供了切实可据的史料。其中,《大明右军都督佥事胡公神道碑》详述胡志参与三征麓川、平定边患之功绩,使金齿(永昌)“隐然为西南一巨镇”;《寿官胡翁墓志》则记述胡氏家族由权贵沦为平民后,子孙奋发考取功名的历程,为了解世袭金齿司指挥使胡氏家族的袭替演变提供了具体例证。又如被李根源誉为“殆可颉颃苏氏”的明代永昌张氏家族,张志淳及其父张昺、子张含、张合皆以文章门业著称。书中收存的《明故南京户部右侍郎张公墓志》,由吏部尚书李时撰文、刑部尚书唐龙书丹,以饱含深情的纪实笔法,准确全面地记述了张志淳曲折跌宕的人生经历与深厚的学术造诣。这些碑刻的收录,以及张志淳本人及亲族墓葬的考古发掘,不仅为考索张氏家族的来龙去脉提供了细微确凿的实证,也为审视当时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演变提供了难得的参照。

其三,翰墨流芳,尽显艺术之美。二书凭借高精度拓片与彩印技术,将名家书法与金石神韵精微再现,使原本散落荒野、饱经风雨剥蚀的碑刻,得以在纸面上再放光华。从汉晋时期生拙古朴、带有浓厚隶意的铭文砖,到明清时期法度严谨的馆阁体正楷、圆润遒劲的小篆,再到近现代挥洒自如的行草,诸体皆备,蔚为大观。明清时期,保山碑刻汇聚诸多名臣硕儒的墨宝,明代学者书家余谷、汤琮、陶宁、杨宁、唐龙、黄养正、汪容、严时泰、张志淳、杨慎、杨巍、吴璋、邵惟中等人,其馆阁体正楷与真、篆诸体风格各具面貌,昭示着中原金石文化在边地永昌的深厚传承。及至近现代,保山碑刻更呈名家辈出、灿若群星之势。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章炳麟等人的仿古隶篆,苍古浑厚,金石气十足;“草书圣手”于右任题写的国殇墓园“忠烈祠”匾额,以独创的“标准草书”挥就,笔法简练,气势磅礴;云南书学大家钱南园、赵藩、陈荣昌、袁嘉谷、周钟岳等人的行楷书,则兼具帖学之温润与碑学之雄强。无论是篇章的疏密布局、着墨的枯湿浓淡,还是字形的结体变化,俱见匠心,各臻其妙。这些碑刻既是书法艺术的宝库,也承载着历代文人墨客与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其艺术价值与精神分量,皆足以传世。

其四,匠心独运,尤见人文之温。此二书之成,实为李枝彩先生以生命守护文脉之结晶。自1981年投身云南省首次文物普查以来,40余载寒暑,寻访实物碑刻200余通。其拓印用纸,特以早已停产、存量日稀的腾冲观音塘老宣纸为首选,干爽硬朗而不失柔润,纸价已从最初的几毛钱涨至如今的逾300元。然正得益于此种纸张的特性,书稿中的碑刻拓片方能整洁清晰,书法走势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凡此种种,皆可见其对细节之精益求精。李先生今已年逾古稀,且做过心脏支架手术,却仍不肯在文化之细枝末节上有分毫松懈。先生如薪火传灯者,立于往昔与来者之间,将那些行将湮灭的历史记忆一一拓出,传之后世。这两部沉甸甸的著作,不仅是对保山地方史研究的卓越贡献,更是一位文化守望者以赤子之心凝成的文化年轮。

然而,李先生之志业,实非碑刻一端所能尽括。先生自述平生倾注心血者,包括保山从古至今的诸多文化史迹,其重点方向有三:金石碑刻、滇西抗战和南方丝路永昌道。于永昌古道,先生曾徒步2000余公里,先后深入到大理漾濞秀岭山、永平博南山、保山高黎贡山、陇川杉木笼山、盈江边境南牙山等实地踏勘。于滇西抗战,先生自1937年滇缅公路修筑之始,全面梳理日军入侵东南亚、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滇西沦陷、敌我双方隔江对峙、中国远征军滇西大反攻及滇西各族人民支援抗战之全貌,凡战场旧址皆亲临考察,终成《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实证滇西抗战》等专著。军旅作家彭荆风先生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挥戈落日》,曾几度邀约李先生陪同考察滇西战场,不避风险,深入到保山潞江河谷、松山、龙陵老东坡、腾冲来凤山、芒市南天门、遮放三台山、畹町黑山门等实地采访,现场体验、交流当年的战争风云,为彭先生修订出版《挥戈落日》打下了坚实基础。之后,李先生结集出版《实证滇西抗战》,彭先生则为其撰写序言予以好评,并发表推介。两位学人因共同的滇西抗战情结而彼此砥砺,结下深厚情谊。

此二书之成,恰与碑帖拓本普查的推进形成呼应。当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正式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全国古籍特藏文献(碑帖拓本、古地图)普查登记工作的通知》,明确将碑帖拓本普查列为一项重点工作。在此背景下,碑刻文献的系统普查、收集整理与活化利用,已成为当下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金石文献是中华多民族文明交融的珍贵遗产,承载着各民族共生共融的历史记忆。《保山碑刻》与《永昌名碑集注》的付梓,既是对地方文献的抢救与守护,也是对“普查摸底、守护文脉”工作使命的切实响应。(郑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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