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念兴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1935年2月至5月、1936年3月至5月，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抹黑和舆论封锁，红军以宣传开路、以真诚取信、以行动感召，把党的抗日救国道理、民族宗教政策和统一战线主张播撒在云岭大地，写下了一段依靠人心向背赢得战略主动的宣传篇章。

以舆论破局唤醒民众，广泛传播团结救亡的政治主张。红军入滇之初，国民党当局在各地成立各种组织，散布谣言，甚至明令“替红军带路、供粮秣者一律枪杀”。对此，红军把宣传工作摆在与军事行动同等重要的位置，开展针锋相对的舆论反击。在街头巷尾张贴《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等文告；用石灰、土靛书写“红军是工农的子弟！”等标语口号；在禄劝大木克村等地绘制宣传漫画；创作教唱《扩红歌》《红军纪律歌》等歌曲；利用赶集、开仓分粮等时机召开群众大会，由罗炳辉、黄火青等红军将领亲自登台宣讲。宣传之所以有效，在于它遵循了“从群众切身利益开始，以最通俗的语言、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的方法。标语写的是“反对区公所派米、派夫、派款”，群众一听就想得到自己的痛处；歌谣唱的是“打土豪，斩劣绅，消灭天下反动派”，穷人一听就知道这支队伍是谁的人。谣言，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以平等尊重凝聚各族群众，播撒民族团结进步的火种。云南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能否取信各族群众，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把平等尊重作为最有说服力的宣传。在寻甸柯渡，一名红军战士因不了解回族风俗引发误会，朱德总司令亲自到清真寺向阿訇和回族群众赔礼道歉，并安排宣传员在清真寺墙上写下“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的大幅标语。这条标语被老阿訇和回族群众冒着杀头风险、用柴草层层遮蔽，经过几代人保护，至今完整留存。深受感动的柯渡回族群众送粮送衣送草鞋，12名回族青年参加红军，并随部队踏上长征路。在迪庆藏族聚居区，红军发布布告，申明“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贺龙热情接待归化寺谈判代表夏那古瓦，并请其转交致八大老僧的亲笔信，随后回访寺庙，赠送“兴盛番族”大红锦幛；寺庙僧众深受感动，主动为红军筹集粮食6万余斤。在威信，红军请苗族首领熊治荣到部队彻夜长谈，宣讲民族平等政策，留下“苗汉一家亲”的佳话。红军，用尊重换来了认同。

以民族大义凝聚最大共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红军以抗日救国为最大公约数，对地方实力派、民族头人、开明士绅、宗教上层有针对性地开展统战工作。针对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之间素有戒心的实际，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受命致信龙云，晓以利害，争取其保持中立，龙云曾密令孙渡只尾追、送红军出滇境；红二、红六军团入滇时，萧克等又联名致信孙渡，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这种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有理有节的策略，极大减轻了红军的行军阻力。对地方士绅和民族上层，红军同样以诚相待：在丽江，贺龙亲笔致信开明乡绅王缵贤，恳请其帮助寻找渡船和船工，王缵贤深受感动，为红军抢渡金沙江赢得宝贵时间。在迪庆，藏族商人赵阿印积极为红军筹集粮秣。红军以真诚争取人心、以团结凝聚力量，把“团结谁、争取谁、打击谁”的策略问题，转化成了可执行的政策边界和实实在在的行动。

经验启示。其一，统战宣传的根本在于旗帜鲜明讲政治。红军在云南的统战宣传实践，始终高扬抗日救国的旗帜，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新时代统战宣传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始终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其二，统战宣传的生命力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的胜利，宣传了我们党的主张，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巩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红军的宣传之所以动人，根本在于其代表民众利益、言行一致。新时代统战宣传要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变工作对象为统战力量，让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好统战故事。其三，统战宣传的效能在于坚持守正创新。红军当年的标语、布告、漫画、歌谣之所以深入人心，就在于其立场鲜明、通俗易懂、贴近群众。面对数智化传播格局的深刻变化，统战宣传要在坚守政治底色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群体的信息获取习惯和接受心理，运用新媒体、新平台开展分众化、精准化传播，把政治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让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