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娇娇
云南人移居海外有上千年历史。秦汉时期，随着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有少量商人移居周边国家，形成云南最早的海外移民。此后，在天灾人祸、政治动荡、经济困厄难以谋生的年代，很多云南人一批批外出谋生，滞留当地，从事垦荒种植、务工、贸易以及矿业开采，形成了滇籍侨商和著名的鹤庆、腾冲、喜洲等“商帮”，既促进了侨居国农、工、商行业的发展，又支援了祖籍国的革命及经济建设。
志存复兴：滇籍侨商与民主革命的同舟共济
1905年，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导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颁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和纲领，滇籍侨商踊跃加入同盟会，留学日本的寸辅清、日本刀安仁等滇籍华侨、侨商在革命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在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统治的民主革命斗争中，滇籍张文光、李曰垓、寸尊福、李瑞伯、寸海亭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华侨、侨商组织发动、参与支持河口起义、辛亥腾越起义、昆明重九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烽火同袍：抗战烽烟中的滇籍侨商力量
抗日战争中，滇籍华侨、侨商以多种形式支援祖籍国开展艰苦卓绝的对日斗争。一是参与各种服务团体。和顺籍缅甸侨商寸仲猷在仰光参与组建南侨筹赈会（缅甸华侨救灾总会），动员人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战，他同时担任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直属仰光支会常务理事，积极投身献机募捐工作。在缅甸的侨商，有的参加“南洋战地工作服务队”，有的加入“滇西商车运输队”回国服务；有的就地参加“腾梁战地工作队”“腊戍华侨抗日救国会”等服务，支持祖籍国抗战。二是捐财输物。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支援祖籍国抗战，以马铸材、张相诚为代表的印度噶伦堡滇籍侨商冲破英印政府的外汇管制，发起“抗日月捐”活动，集资购置战机捐献祖国，参与“七七献机”相关爱国行动。缅甸滇籍侨商梁金山领导旅缅华侨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捐资修建了连通怒江的惠通桥，捐献80辆汽车和一架飞机。解放战争时期，大量旅居缅甸、泰国、越南的滇籍华侨、侨商回国投身滇西解放战争、思普地区解放战争，为边疆解放事业贡献了力量。
桑梓情深：滇籍侨商的经济与文化双重馈赠
近代以来，随着云南对外商贸的兴盛，移居缅甸、泰国、印度的云南人骤增，他们心系祖国，为了振兴祖国和家乡的经济，积极引进各种经济作物，回家乡投资，兴办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促进了云南近代经济社会的进步。一是引进经济作物。乾隆时期，旅缅华侨、侨商把缅甸出产的大腹槟榔、娑罗树、小粒咖啡等植物引进中国，丰富了农作物品种。二是回家乡投资。为支持云南及后方抗战经济的发展，许多缅甸侨商回国兴办实业，如缅甸华侨王振筹资在云南创办中南有限公司，并兴建胶轮复制厂；缅甸华侨商号“永昌祥”合资兴建成一座小型织染厂，缅甸华侨尹辅臣等缅甸华侨尹辅臣等人牵头筹办喜洲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建成碾米厂和云南省较早的万花溪水电站，华侨张南溟从缅甸引进生产火柴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创办了腾冲火柴厂，结束了滇西本地无法自主生产日用火柴的历史。这些侨资企业生产了大量抗战急需的物资，既推动了云南近代民族工业的起步，也为云南抗战后勤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是兴办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明代，和顺归侨寸玉牵头疏浚改修家乡河道，将和顺西部的低洼滩涂改造为连片良田，大幅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清光绪三年（1877），以李景山为首的和顺旅缅华侨、侨商发起成立咸新社，筹集专项经费在和顺设立滇西最早的乡村书报阅览室，开启了当地近代公共文化传播的先河。1924年，旅缅华侨青年会成员寸仲猷、李清园等人牵头重组和顺书报社，进一步扩大了进步书刊的传播范围。1929年，和顺旅缅华侨、侨商集体募捐并捐赠大量珍贵书籍，启动筹建和顺图书馆，至1938年完成扩建并正式投入使用。这座至今保存完好的乡村图书馆，在国内文化界享有“在中国乡村文化界堪称第一”的美誉。在红河县，曾侨居缅甸景栋的孙重多次捐资重修红河迤萨小学，大幅改善了当地的办学条件。当地侨商还在迤萨西门街公共场院修建石缸储水点，解决了过往行人的饮水难题，捐资兴建了迤萨西山公园阁楼、文星阁、新庙等公共文化设施。在大理，喜洲中小学的建设全程得到了地方有识之士和滇籍侨商的持续赞助。“永昌祥”“锡庆祥”还共同出资购置消防设备，组建喜洲民间消防大队，大幅提升了古镇的公共安全保障能力。这些由侨商主导或参与建设的公益事业，为云南近代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以及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丝路新桥：滇籍侨商织就中外友谊的纽带
自古以来，一代代云南先民沿古老商道跨越山河，流寓海外谋生发展，逐步形成了以缅甸、印度为主要聚居地，辐射泰国、老挝等国的滇籍华侨华人群体。他们以坚韧的意志和开放的胸襟在异乡扎根繁衍，成为串联中缅、中印、中老、中泰民间友好往来的坚实纽带。
从谋生立业到文化使者。19世纪至20世纪初，缅甸的滇籍侨商凭借对缅甸市场的熟稔，在曼德勒、仰光等地开设商号，经营玉石、翡翠、药材等生意。他们不仅将云南的普洱茶、宣威火腿销往缅甸，还引入缅甸的翡翠、红宝石，形成了“滇缅贸易圈”。如今，缅甸仰光的云南会馆、腾冲同乡会等组织仍活跃着滇籍侨商的身影，他们通过举办春节庙会、中缅文化节等活动，促进两国民间交流。20世纪40年代，印度的滇籍侨商在印度噶伦堡、加尔各答等地，从事纺织、五金、餐饮等行业，成为中印经贸合作的桥梁。
促进文化交融。在缅甸，许多滇籍华侨学习缅语，传播中华文化，与当地人通婚；在印度，他们参与当地节庆活动，如排灯节、洒红节，同时将中国的春节、中秋节习俗带入社区。这些侨商经营活动广泛，对外促进了云南与缅甸、印度间的贸易繁荣，架起中外友谊的桥梁，也让中缅两国“瑞苗胞波”的兄弟情谊在民间往来中代代延续。
滇籍侨商以商贸往来为纽带，以文化交融为内核，架起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民间友好往来的坚实桥梁。他们既是云南近代开放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也是新时代跨境合作的开拓者。
（作者单位：昆明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