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现实场域中有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也是历经数千年历史积淀、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孕育成形的历史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各民族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对于边疆民族地区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将边疆史、民族史和地方史置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把握，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云南各族儿女一心向党、团结奋斗，携手推动边疆稳定繁荣。图为2024年9月25日，普洱市宁洱县的民族团结园里，身着民族盛装的各族群众欢聚在民族团结誓词碑前，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的回信。新华社记者 王静颐/摄

        从历史生成中认识其内在统一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先验存在的，也不是单纯依靠观念塑造出来的，而是各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不可分割的政治联系、经济联系、社会联系和文化联系的总和。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看，各民族在不同地域形成各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构成中华文明多元发展的基础。同时，人口迁徙、商贸往来、政治制度、交通网络、文化传播又不断突破地域和族群边界，使不同社会单元逐渐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中华民族的“多元”与“一体”从来不是彼此对立的两个过程：“多元”不是封闭的“多元”，而是在持续交往中形成的“多元”；“一体”也不是消除差异的“一体”，而是在相互依存中不断增强共同性的“一体”。

边疆民族地区是观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生成过程的重要场域。云南历史上的五尺道、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不仅是交通史和贸易史意义上的道路，而且反映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不断增强的联系。人口、物资、制度和文化沿着这些通道流动，使边疆与内地之间形成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和社会交往。西汉以来中央王朝在云南设置郡县，元代建立云南行省，明清时期国家治理进一步深入边疆，不断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趋于稳定。

五尺道的缘起，是一部各民族先民携手开拓的史诗，每一处遗迹都铭刻着各民族交融的历史印记。如今，盐津县深挖五尺道历史底蕴，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打造主题游览线路，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图为昭通市盐津县豆沙关五尺道。图源：“盐津统一战线”微信公众号

边疆各民族自身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的一部分。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打破把不同民族历史分别叙述、把边疆历史与国家历史割裂的认识方式，准确把握各民族不是在各自封闭的历史轨道上平行发展，而是在共同历史空间中不断发生联系而形成日益增强的共同性。

       从历史互动中理解共同性的积累过程

共同体的形成，关键在于各民族在长期互动中不断形成共同利益、积累共同经验并创造共同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自然地理和文化差异并没有阻断各民族之间的社会联系。相反，不同生态区域之间的生产互补、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换合作，使跨地域、跨民族联系成为长期历史现象。农业、牧业、手工业和商贸活动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迁徙、通婚和聚居形成社会上的相互嵌入，语言、服饰、饮食和艺术的交流则不断推动文化上的相互吸收。

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共同”不是抽象同一性，而是一种在差异基础上形成的关系性共同。其深层基础不在于各民族是否拥有完全相同的文化，而在于各民族能否在长期交往中形成越来越难以割裂的社会关系。历史上的经济互补形成共同利益，人口流动促成共同生活，文化互鉴催生共同符号，政治整合构建共同秩序。这些共同性持续积累与相互强化，最终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社会基础。

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价值倡导上，而要使各族群众理解今天的共同生活并非偶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漫长的历史积淀。讲清楚历史中形成的共同性，就是要让各族群众认识到，各民族彼此之间不是外在相邻关系，而是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内部关系。从“各有历史”走向“共有历史”，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认知的重要前提。

2025年，云南制定出台《“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工作导则》，明确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融合的着力点，深化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互嵌，力争3年打造1000个“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图为德宏州盈江县旧城镇五和家园。五和家园由附近6个村寨搬迁聚居而成，寨名寓意为5个民族团结和睦的家园。图源：盈江县融媒体中心 尹以祜/摄

       从共同历史实践中深化“五个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各民族共同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侮和建设国家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凝聚发展，并由此深化了共同命运意识及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命运越来越清晰地联系在一起。滇西沿线各族群众参与修筑滇缅公路、支援滇西抗战，就是典型例证。历史档案表明，滇缅公路修筑高峰时期每天有约20万人施工，各族群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共同开辟抗战交通线。这从侧面反映出，当外部危机将地方命运与国家命运直接联结起来时，守护乡土同时成为保卫国家，共同御侮又进一步强化了对共同政治命运的认识。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切断了中国大陆同国际社会的交通线，妄图把中国变成一座孤岛。在危急存亡之际，云南各族群众背着工具、棉被、锅碗，陆续抵达工地，在崇山峻岭间敲石凿山、遇水架桥，用仅仅9个月的时间，打通了长达1100多公里的滇缅公路，筑成了中国抗战“血线”。图为漾濞县的民工正在修筑滇缅公路。云南省档案馆 供图

新中国成立后，共同命运意识进一步转化为共同建设国家的政治自觉。1951年剽牛盟誓、后刻石立于宁洱的民族团结誓词碑所表达的“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其深层意义就是边疆各族群众主动把自身发展有机融入党和国家的事业中。这也揭示了“五个认同”的重要历史逻辑，即“五个认同”不是脱离实践的思想认同，而是在共同守护、共同建设、共同奋斗中不断生成和巩固的。

“五个认同”具有深刻的历史实践基础。共同经历形成共同记忆，共同奋斗塑造共同情感，共同建设则不断强化共同利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所以能够超越地域和族群边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彼此命运相连。共同历史实践把“我”与“我们”、“家”与“国家”联结起来，使共同体由社会事实进一步转化为情感事实和政治认同。

       以正确历史认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但这种现实认同必须建立在正确历史认知基础之上。一个共同体如何理解自己的过去，直接影响其如何认识自身以及如何面向未来。当前，尤其需要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与各民族历史、国家历史与边疆历史、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强调共同性不是否认差异，而是要认识到差异始终存在于共同体内部，并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形成新的共同性。

云南拥有丰富的民族古籍、历史档案、考古遗址、交通遗存和革命历史资源，其价值不仅证明“民族团结源远流长”，还通过历史事实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应当进一步从中华民族整体历史视野统筹边疆史、民族史和地方史研究，深入挖掘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共同创造中华文化、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历史事实，形成具有说服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

同时，还要实现从历史知识向历史认同的转化。历史研究解决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何以形成，历史教育则要进一步回答各族群众为什么能够形成共同体、为什么需要珍视共同体这类问题。只有让各族群众认识到自己的民族历史、地方历史始终与中华民族整体历史相互交织，认识到今天的共同生活是数千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结果，才能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外在认知成为内在认同。

          

云南民族博物馆展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系统呈现云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引导观众深刻感受“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图为观众驻足了解交流展品背后的文化故事。云南日报社 供图

历史是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之维，就是要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认识边疆、认识民族、认识国家，把各民族共同走过的历史转化为共同的历史记忆，把历史形成的共同性转化为现实中的共同体自觉，使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成为现实关系。（作者：杨文顺，云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专职副院长、教授；杨白斌，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