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子娟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被视为我国古代诗歌的开端，到了汉朝，儒家将《诗经》奉为经典，列为“五经”之首。而自汉代起，《诗经》研究逐渐经典化，作为经书，《诗经》的经学阐释意义被历代学者反复研究，为其添附政治教化的功能。宋代以降，《诗经》的文学意义逐渐受到关注，至清代，这样的局面被打破，清代学者兴起文学解诗，他们将对诗经的研究转到了诗歌本身，提出要重视文字本来的文学意义，清代学者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便是这一时期文学释诗的集大成之作。

方玉润其人

方玉润（1811—1883年），字友石，自号鸿蒙子，云南宝宁（今云南广南县）人。方玉润出身于书香门第，少承家学，因其长子身份，家族对其寄予厚望，多施督责，希望他能科举高中。尽管方玉润天资聪颖，广读经书，学问渊博且工于书法，但屡试不第，最终于咸丰五年（1855年）投笔从戎，参加到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之中，多次出入幕府，但方玉润在居幕府期间，并未得到赏识和重用，后因军功铨选陇西州同。虽是小官，但方玉润在陇州励精图治，著书立说，终老于此。方玉润一生著述颇丰，除《诗经原始》外，还留有《三易原始》《鸿蒙室诗文二抄》《风雨怀人集》等。

《诗经原始》的文学性

方玉润在《诗经原始》自序中明确提出其治《诗》宗旨：“乃不揣固陋，反覆涵泳，参论其间，务求得古人作诗本意而止，不顾《序》，不顾《传》，不顾《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名之曰《原始》，盖欲原诗人始意也。”此学术宣言实为对传统《诗经》阐释体系的重大突破。自汉代《毛诗序》确立经学阐释范式以来，《诗经》研究长期笼罩在《诗序》《毛传》《郑笺》及宋儒《诗论》构建的以“美刺”为核心的经学政教体系之下，文本被纳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政教伦理框架，其文学本质渐为经学话语所遮蔽。方玉润以文学角度出发，将研究对象复归至“诗人始意”的本体探求，实乃清代《诗经》学转型期的重要突破。《诗经》作为“五经”之一的经典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宣扬伦理纲常的政治工具，其文学性研究长期处于边缘状态。《诗经原始》本体论上还原《诗经》作为“诗”的文学本质，方玉润擅长用优美的文字去描绘诗歌意境，多关注诗歌意象，涵咏诗歌情感，弱化“诗三百”的政教工具身份，回归诗歌创作的本初语境。方玉润跳出传统解经的架构，转而注重诗歌意象、情感表达与艺术手法的分析，构建起以审美体验为基础的文学阐释体系。

既然要回归诗歌本身，方玉润主张要“反复涵泳，循文按义”以还原诗人本意。在诗歌方面，方玉润关注的是情感真挚的诗歌内蕴。之所以对诗要反复涵泳，就是因为要在不断的涵咏中，去探寻诗人内心，找寻诗歌本意，达到情感共鸣。方玉润关注的是诗人和读者之间的双向沟通，最重要的是除了要明白诗人想表达给读者的想法和情感，读者读了诗后会产生怎样的共鸣也是其重要一环。方玉润在评析《蒹葭》时，摒弃了传统“讽喻君王”的附会，转而从诗歌意境入手，指出其“望而不可即”的朦胧美感与求而不得的情感张力，凸显了诗篇的抒情特质。这种文学解读不仅剥离了儒家伦理的过度诠释，更将《诗经》从“政教工具”还原为“审美对象”，为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先声。

此外方玉润注重对诗歌的整体解读，强调要“得其通章大意”，所以方玉润在解诗的过程中注重全诗的连续性，关注诗歌整篇的前后承接和中心情感表达。在注诗过程中，不拘泥于特定字词的挖掘和破解，而是着重把握整体构造，避免了一些过于专注训诂的弊端。

《诗经原始》的经学色彩

虽然方玉润是跳脱出以往《诗经》阐释的框架，关注《诗经》的“诗”本身，但百年来仍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评，部分学者认为他依然没有抛弃经学的部分。他在《诗经原始》自序中说“然而朱虽驳《序》，朱亦未能出《序》范围也。”即使他批判朱熹在解诗过程中没有跳出《序》的范围，但其实他在写《诗经原始》的过程中，在《周南》《召南》篇也依然遵从《小序》的释经传统。方玉润依然是遵循“温柔敦厚”的儒家伦理道德观来研究《诗经》，在诗歌阐释中保留有一定的经学观念，并不算是一部完完全全的文学释经著作。

遵循“反复涵泳”可以说是方玉润文学释经的主要手法，但在这样对于情感的体会中，方玉润也并不是完全从文学性的角度进行解读，而是为其增添上一抹伦理教化意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爱情诗的解读方面，在这一部分的解诗中能感受到《诗经原始》较强的经学色彩。在方玉润的解诗中，所有爱情诗中的男女之情，几乎都会被他转换为其他情感而弱化爱情，从而更加强调国家政治层面的伦理规范。在《关雎》一篇的解读中，“然非文王、太姒之德之盛，有以化民成俗，使之咸归于正，则民间歌谣何以得此中正和平之音耶？”就能看出，方玉润一定程度上还是遵循了文王教化的旧说，为这一篇爱情诗附上了浓浓的道德教化色彩。所以方玉润的解诗依然立足于传统的经学诗教观念，以强调儒家的伦理教化，在涉及到国家政治的方面尤甚，这可能不是他的本意，但方玉润在写作当中又会不自觉陷入其中。

方玉润的经世致用思想

《诗经原始》在《诗经》的文学性研究上确实有一定的突出性论述，但《诗经原始》并没有完全跳出《序》《传》《论》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仍旧强调《诗经》的教化意义。比如在《周南·芣苢》的解读中，虽然在前半部分，方玉润完全从文字本身出发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同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但他同时也强调“诗人自咏其国风俗如此”。这其实还是在赞美儒家的传统美德，描绘一个统治下的和平社会，以达到一种国家层面的教化作用。儒家伦理的深层浸润，使方玉润依然留有“诗以载道”的思维定式，希望以经学的独特约束力来维护社会规范的稳定。

方玉润出身于书香门第，少承家学，他自小就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这样的精神对其文学研究也容易产生影响。且方玉润在太平天国爆发之后，先后入王国才、李孟群、曾国藩等的幕府，就是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一身才学维护统治，在居幕府期间，他因不满太平天国运动对传统文化造成冲击，也主张过要恢复先秦的经学传统。

虽然方玉润的文学性解诗是在为国家统治服务，也被部分学者批评其为“士大夫意识”，但《诗经原始》开20世纪《诗经》研究的先河，为后来的《诗经》研究做出了极大贡献。清初到清中叶时期，《诗经》研究着重考据训诂之学，到了清朝晚期，内忧外患的国家局面使得学术研究整体转向，《诗经》研究也不再被考据学风所固定而转向经世致用。姚际恒在这一时期首先明确了《诗经》的文学性质，而方玉润也说自己的学说上承于姚。虽然他们的研究横向对比时具有非常明显的文学性色彩，但《诗经原始》存在经学思想是时代的特殊烙印，也是方玉润作为一名文人学子在经世致用学风下做出的学术成果。

《诗经原始》是《诗经》研究从经学转向文学的关键节点。他以“涵咏文本”的方法论和“回归诗本”的学术立场，挑战了传统经学阐释的权威，给出了一种新的《诗经》文学化解读的可能性。然而，其思想中的经学残余与时代局限，亦揭示了学术转型的复杂性与渐进性。《诗经原始》不能说是一部完全文学解诗的著作，而是方玉润一次承前启后的文学尝试，不仅为现代《诗经》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更成为观照清代学术思潮变迁的一面镜子，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