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庆松

2025年3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丽江考察时，祝愿丽江人民的生活如同纳西族的“和”姓一样，幸福安康、和和美美。习近平总书记一语双关，借纳西族的“和”姓指出了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本质特点。弘扬“和谐”文化，各民族团结一心，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各族人民才能更好地共享“和美”生活。

“多元一体”是云南多民族“和谐”文化的整体特征。云南作为我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之一，拥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15个特有少数民族、16个跨境少数民族（以上三类有重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云南少数民族人口达1563.6万，占全省总人口的33.12%。这种“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奠定了云南多元文化交织的生态基础。例如，迪庆藏族自治州融合农耕、游牧与商贸文化，成为茶马古道上多元文明交融的典范。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指出，中华民族文化是“大花园”中各民族文化的共生体。云南多民族“和谐”文化的花园中，既有各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又在长期互动中形成共享的中华文化认同。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机制，为云南多民族“和谐”文化共建提供了思想根基。

云南多民族“和谐”文化的政策引领与制度保障。云南省颁布实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共建体系，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主要举措包括：一是空间嵌入，通过“石榴红”工程推动各民族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区环境，例如大理郑家庄村的七个民族混居模式；二是文化共融，实施“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工程”，挖掘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并通过“十进”活动强化宣传教育；三是经济协同，政策资金向民族地区倾斜，发展特色农业、文旅产业。例如，司莫拉佤族村通过文旅融合实现人均年收入增长30%，丽江依托多元文化资源成为世界旅游胜地。四是制度创新，大理郑家庄村在全国首创“民族同心议事制度”，确保每个民族在村务决策中的平等话语权，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

云南多民族“和谐”文化孕育出“和美”生活。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发挥特色优势，云南通过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经济共享机制的创新、社会治理的包容性设计等具体举措，营造了具有较高辨识度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和美”生活氛围。例如，迪庆通过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系统性保护多民族共享的非遗，并将其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资源；大理郑家庄村将白族、藏族等民居特色融入旅游开发，打造民族文化长廊，带动村民增收；普洱与上海对接，通过沪滇合作与跨区划互助合作模式，优化资源组合等。

“和美”生活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重要目标。各民族平等互助、文化共融、经济共富、生态宜居，这是当代云南民族地区“和美”生活的真实画卷。以郑家庄村为例：政治上共治，7个民族通过“议事会”共商村务，制定《民族团结公约》。经济上共享，中药材产业带动全村年收入超2000万元。文化上共生，藏历新年与火把节同庆，民族通婚率超70%，形成“一家多族”的亲情网络。生态上共建，湿地公园与民族文化广场融合自然景观与民族符号，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些成效源自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创新、产业融合赋能共同富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生态保护与绿色转型等方面的生动实践。

当下“和美”生活不是终点，而是未来美好生活的起点。要传承弘扬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光荣传统，继续深化“民族团结+”模式，将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等战略深度融合，打造更多省级示范村；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打造边境幸福村升级版；加强区域协作，推动中老铁路沿线经济带跨境民族合作，促进边境繁荣稳定；深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让边疆治理更有成效。云南多民族的“和美”生活，不仅实现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目标，也为全球多民族国家提供了关于边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有效方案。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