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为新时代云南深入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此背景下，云南省创新实施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探索出了一条以身体实践促融合、以文化共演育认同的非传统治理模式，将体育从单一的身体锻炼升华为集育人、化人、聚人于一体的行动路径。

共在共动共情：体育作为情感联结的生成机制。体育的本质，从来不只是竞技与胜负，更在于其独特的具身性与集体性所催生的情感共振。当人们共同奔跑、协作对抗、同步起舞时，身体的节奏与情绪的波动形成一种超越语言的深层交流。瑞丽市的多所中小学校园里，佤族木鼓的浑厚声响、德昂族水鼓舞的灵动舞姿，正通过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帮扶团的精心培育，成为学生们校园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基于共同目标的身体协作，使信任关系在无声中生成。更为重要的是，当不同民族的家庭围圈而坐、共享食物时，一场体育比赛便演化为一场多民族共在的生活仪式。在这种日常化的身体实践中，“我们是一家”的共同体意识得以潜移默化地重塑。

共美共创共享：体育作为文化符号的转化机制。“体育浸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再生产过程。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陀螺、射弩、霸王鞭、阿数瑟等，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族群历史、信仰与生活方式的活态呈现。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些项目往往面临“博物馆化”或“表演化”的危机。而“体育浸润”通过系统性改造与创造性转化，使其重新回到日常生活，成为各族群众共享的文化资源。例如，白族霸王鞭在保留基本舞步与器械特征的基础上，简化为集体健身操，成为大理州13个非遗进校园示范学校的特色课程。当传统体育项目动态适应与功能转型中实现传承，既能唤起族群认同，又能被其他民族欣然接受时，它便完成了从“我者文化”向“我们文化”的跃迁，在共创中实现了文化认同。

共建共治共享：体育作为制度嵌入的治理机制。“体育浸润”的深层动力，源于制度性资源的持续投入与治理体系的有机下沉。近年来，云南省累计投入大量的专项资金，持续推进实施边境幸福村体育基础设施全覆盖工程，行政村体育场地覆盖率大幅提升，不仅改善了群众的健身条件，更重构了基层社会的交往格局。当村民自发组织联赛、轮流维护场地时，政府主导的资源再分配不再是单向施予，而是激发了民间的回应与参与，在共建共治中实现了真正的共享愿景。更为关键的是，该机制已纳入全省教育发展与边疆治理体系的整体布局。省教育厅建立动态监测平台，对支教成效、学生体质变化、民族交往频率等指标进行跟踪分析；西南林业大学等高校体育学院派出实践团队定点帮扶薄弱学校，推动优质资源下沉，这种“体教融合”模式，使体育支教成为师生价值观培育的空间，也成为参与者可感知的生命体验。

共融共进共荣：体育作为民族团结的实践机制。“体育浸润”最根本的社会功能在于创造“共同在场”的经验。在云南多民族交错杂居的社会语境中，语言差异、风俗隔阂、历史记忆等因素常构成无形的心理边界。而体育活动为不同民族搭建起了平等参与、互信互动的公共平台。更进一步看，体育不仅促成短暂的情感共鸣，更能通过持续组织化运作，推动跨民族合作网络的形成。怒江傈僳族村寨的射弩赛，吸引傈僳、怒、白等多个民族参与，并同步开展农产品展销、民歌交流等活动，使体育成为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催化剂，为边疆民族地区实现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尤为可贵的是，政府通过政策引导、资源支持和平台搭建，激发基层社会的活力。学校将民族体育纳入课后服务，边境口岸举办中老越青少年友谊运动会，体育由此转化为社会自我更新、自我联结的有机力量，展现出新时代民族工作柔性治理的独特魅力。

[作者系西南林业大学体育学院党委书记；本文系西南林业大学2024年度教育科学研究课题“‘体育浸润行动计划’背景下高校帮扶云南边境地区农村学校体育发展实践研究”（项目编号：ZXX-YB202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