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溯源

抗战大后方的云南木刻版画创作

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中国开始进入了局部抗战阶段，在此之间木刻版画成为了宣传抗战时事和支援抗战的艺术产物。1938年6月12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该会主要团结全国木刻界人士，发展木刻艺术进行抗日宣传。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临时大学从长沙西迁云南昆明，4月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此同时，随着北平、杭州的纷纷沦陷，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被迫迁校，1938年两所艺术院校按照教育部命令在湖南沅陵合并成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简称“国立艺专”），但因战乱不止，合并后的国立艺专又再次转迁到昆明并于1939年2月陆续到达昆明。西南联大和国立艺专的迁入给云南地区艺术创作带来新动力，也让彼时的云南木刻创作达到了高峰。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云南的木刻版画作品主要集中于报纸期刊上，主要作品为本土版画家王行、张心聪所创作，抗战时期的云南作为大后方的地理位置同时也吸引了外来的艺术家在此创作，而国立艺专的到来也使云南本土版画家与这些外来版画家们一起合作创作了丰富的木刻作品，云南一时之间成为了抗战大后方的美术创作舞台，也为抗战宣传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思想的解放

云南木刻版画中“人民性”的表现

20世纪30年代鲁迅受德国女性艺术家珂勒惠支的影响将新兴版画引入中国，珂勒惠支以“困苦、饥饿、抗争”为核心的现实主义题材，深刻契合当时中国的救亡图存社会语境，可以看到其影响了当时国内的木刻版画家们，融合西方木刻从中创作出一系列为人民的作品。

抗战时期的云南木刻显然也受到了其创作题材的影响，在一些主流报刊中随处可见对女性以及儿童题材的刻画：1936年6月18日由BK创作《暮色与晨光》、7月8日王行的木刻《流离》、7月17日涵芬的《风景》、7月28日王行刻《爸爸死了》、8月5日王行刻《流浪儿》，1937年1月20日漂橹作《爸爸还不回来》、1月26日王行的《送别》。这些木刻版画通过人物的肢体语言以及神情，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也将战争的残酷展露无遗。5月18日张子斋在《南风》发表文章《救救孩子》，接着5月19日刊登了一幅名为《凯绥，珂勒惠支》的木刻作品，从中不难发现珂勒惠支对中国版画界的影响。5月27日王行作《母与子》、6月23日张心聪作《卖栀子花》，将一个温柔又独立的女性形象用刻刀描绘出来。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的云南木刻在创作上加入了大量的女性题材以及母与子系列的作品，而在《云南民国日报》的副刊上同时增加了“妇女”“妇女抗战以及权益”等版面，并在妇女节当天刊登相关纪念性文章，这是当时社会思想的进步，也是艺术为人民的深刻体现。

新的文艺思潮的传入使得国内的艺术创作者们对于表现劳苦大众的作品有了更深一步的体现。结合西方版画家麦绥莱勒、珂勒惠支的作品来看，云南的版画家们创作出的表现工人农民题材的木刻作品，进一步印证了“人民性”在艺术中的传播。

王行在1935年7月27日刊登作品《木刻》，这幅作品表现了农民劳动者吸水烟小憩的愉悦心情，是作者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也是对千万辛勤劳动者们朴实无华品质的赞美。1937年3月10日王行的木刻作品《耕》是具有代表性的农民题材，画中一位劳动者拿着锄头在田间做农活，而他的神情忧郁仿佛在担忧着未来。王行这幅作品中的劳动者形象映射了那个时代的千万劳苦大众，也说明了作者对贫苦工农生活的了解与同情。3月18日流云的《拉》将正在拉人力车的年轻小伙的痛苦与窘境用肢体语言刻画了出来。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作品是表现工农生活的，1937年4月28日王行《炊》、5月3日王行的《精诚团结》都是为劳动者讴歌。5月18日流云作《憩》、5月24日王行作《晚归》、5月26日《终点》、7月6日张心聪作《更夫》、9月8日赵克仁作《力》，1938年10月21日王行刻《前线的故事》、1939年11月1日黄荣粲刻《扩大难民生产运动》等创作都是以工农题材而刻画。工农一直以来是人民的代表，也是当时后方力量的主力军，对他们的歌颂与宣传是对艺术为人民的创作导向最深刻的理解。

历史记忆的叙事

“人民性”艺术作品图像探析

艺术作品应该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艺术家也应做服务人民的创作者。云南的木刻是全国木刻运动的一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版画创作者们深入人民生活，刻画了大量反映人民思想感情的版画作品，从而引起了大众共鸣。

首先以周年纪念为例，在一些特殊的纪念日中报刊会刊登纪念性的文章和作品。1936年9月18日张子斋发表文章《九一八纪念》，同时张心聪作木刻《铁蹄下的东北民族》，这不仅是对日军侵略者的愤恨，也是对东北沦陷下普通百姓的同情。其次是表现残酷战争的内容更加容易引起人民的抗争情绪，1938年3月27日慧作《浴血抗战》，4月10日王行作《疯狂的轰炸》画中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暴行展露无遗，以上作品都是站在百姓的角度上刻画，画面有着强烈的真实性，也通俗易懂。最后是一些表现劳苦大众现实生活的内容可以引起人民的共情。1935年12月26日流云作《劈柴》、1936年7月23日张心聪作《工馀》、7月28日王行作《爸爸死了》、1939年1月18日王行作《谁使我们饥饿》表现了战争下百姓们的饥饿与贫困，2月3日王行作《死不是生命的完结》，作品刻画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是对母与子系列作品的进一步提高。

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云南的版画家们与全国的版画家共同联手创作为国家奉献力量，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有着宁死不屈、誓死抗敌的爱国情怀，保家卫国、先国后家的民族大义，也有着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团结精神，这些精神激励着当时的中国人民为抗战的胜利英勇奋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王行在1937年2月2日刊登的木刻《出发》，以及7月8日张心聪的《出发》两幅作品，都是以即将出征上战场为主要画面，将士们手拿武器整装待发有序地前进，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细微刻画，表现出抗战时期全民抗战的决心以及深深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有一些作品表现家国情怀的奉献精神，1937年1月20日漂橹作《爸爸还不回来》、1月26日王行作《送别》、1938年10月2日王行作《血债》等。除此以外所蕴含的团结精神也表现在木刻作品中，1937年5月2日王行作《开路先锋》将工农兵的团结融合在一起，5月3日作《精诚团结》、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发表作品《悲壮的五四》，8月20日唐英伟作《到前线去》，9月27日王行作《精诚团结冲过去，我们肝脑涂地也愿意！》，10月2日笔名为亡命者发表木刻《我们也愿来抗战》，1938年8月28日一幅名为《大家起来、把敌人追赶出去！》的作品充满着斗争性，众人团结一气表达着对侵略者的愤怒。

人民是文艺创造的主体，艺术需服务于人民、立足于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抗战的开端，云南版画家们在创作的内容中加入了女性及儿童题材、工农题材，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版画家珂勒惠支的影响；在众多云南木刻作品的“人民性”探析中可发现为了寄托人民的情感表达将周年纪念作品、描绘残酷战争景象和劳苦大众生活的内容真实呈现出来，引起了民众的共情性；最后将木刻作品中所反映的爱国主义精神、家国情怀的奉献精神和团结一心的抗战精神融入创作中。因此，抗战时期的云南木刻有着“人民性”艺术特征，而国立艺专和西南联大的迁入则让云南木刻达到了高峰期，本土与外来版画家们联合起来以刀带笔宣传着抗战，并深入人民生活创作了多幅代表“人民性”的版画作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云南木刻提供了艺术实践的借鉴，也让抗战时期的云南木刻版画成为了珍贵的艺术遗产。（李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