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澜沧江畔，翻开丽江诗人拉玛安鸽的新诗集《金沙江边的月鸣》，开篇就被她那简洁而有力的文字吸引。从诗歌的语言来讲，我总感觉诗人拉玛安鸽不是一个纯粹的现代人，她有另一个身份——从玉龙雪山、金沙江边来，在某个街巷一隅拉动风箱，在月光下，用银锤敲打文字的银匠。

拉玛安鸽的诗歌语言简练，惜字如金，每个词汇都是用感性的炽火融化又用理性的小锤反复锻造。故此，在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诗行里，深藏着诗人面朝世界的勇敢和温情。诗人吞咽下苦痛后，不断咀嚼、消化、思考，过滤掉沉重的泪水和伤口的结痂，一边把深情刻进骨头，一边探寻造成痛苦的因果，为情感和生命找到出口和意义。

在《等泸沽湖长大》一诗中，诗人说：“这些年，我们的母亲/渐次熄灭，她们脚下/悲苦压身的土地和根茎/涌动着春天的花粉与冬日的绳索/溅起了整条金沙江里铁了心赴爱的石块”，在这里，诗人把生命的消亡看作回家。诗人领悟到：生与死，像叠放的衣服，相依相偎。这时的诗人，用诗歌，为被生离死别困扰的众生写下温润的祷词。

《金沙江边的月鸣》的诗意一部分来自雪山，一部分是生活和命运的恩赐，还有诗人对生活、生命的执着和热爱。最为难得的是，两种极端的情感，都被年轻的诗人用母性柔韧的包容心完美平衡，让其成为自己诗歌美学中陡峭的山、湍急的水、高飞的鹰和多情的草木。

因为历经反复锤炼，拉玛安鸽的诗歌中蕴含的感情内敛而含蓄，但每一首诗都如同一件被抛光的精美木器，泛着人性的慈爱和悲悯的母性之光。头戴罗锅帽的民国女子的婚礼和葬礼，95岁高龄而患上失忆症的祖母、患抑郁症待产的女人、喜欢葡萄在阳光下醒来的奶奶、过马路的彝族阿嬤……这些人，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母亲。她们都具备与生俱来的母亲的使命感。她们遵从古人留下的生存法则：藏起掌心的生命线，为羊群上山下山，却从没想过，用文字立碑作传。如夜空的星辰，只默默地永恒地闪烁着自己的微光。母性的光辉，让拉玛安鸽的诗散发着阳光般的温暖和安全感。

品读《金沙江边的月鸣》，我总觉得诗人致力于要用诗歌重建一个故乡。我与诗人在某次笔会上有一面之缘。首先吸引我的是她的名字，不懂具体的意思，读着就感觉很吉祥如意；后来读她的诗歌，深受震撼，她的诗没有春花秋月的吟唱，反而神秘、厚重，又因极富跳跃性而灵动。

未阅读诗集前，我先入为主地认为民族元素是拉玛安鸽诗歌中的基因。虽然诗人在诗歌中并没有用太多的词语刻意描写彝族人民生活的某些情景，但从“万格山”“小凉山”“猎人”“披毡”“家谱”等词汇中，仍能强烈地感受到诗人血液里流淌着滚烫的赤子之情。在她的诗歌中，她的族人和部落仍居住在万格山中，她的诗人身份，担负着部落与外界联络的使命。为此她不辞辛劳，在汉语和母语之间来回跋涉，特殊的身份让其得以进入幻化的秘境。诗人开始用陌生化修辞与故乡山水展开一场场对话：“彝族人的房子，和星辰一样/散落山间。阿依莫至今都认为——/天地是围栏，麦田是小凉山的披毡/那山、那桥、那河，田野上的蒲公英/都是她家产的一部分。她的名字/自金沙江上游而来”（《阿依莫的凉山谣》）。诗中所描绘的情景，是诗人认为故乡应该有的模样，恬淡，静雅。

“它们蹲伏在山坡，或黑或白的羊群旁/贴着青草，与村庄一起枯荣/看我为群山献词，举起片刻的酒杯/看我用岩石的手掌，虔诚地领受：/命运载运而来的木屑、果树、故乡/被风拂过的疏林地另一只翅膀/于一切根茎相反的事物”（《最后的猎人》）。这时的故乡有些疲乏，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摇摆，现实太多的不确定性，让正在扎根和漂泊的人都感到无措。

此外，诗人不断地为在故土上生活过的人代言发声：“半个世纪前，与雨神约定：逢骤雨，起身，供火/若此，并可获赦，消去/雷电，泥石流和山洪/便可守住万格山/便可引出山泉”（《万格山老者》）。这个94岁仍耳聪目明、13个姊妹离世一个就下山一回的老者，从生到死，都只相信火塘预言的一切。遗憾的是，深情的守望，也抵挡不住故乡的衰老，诗人也只能“静静地在家谱中坐落，替诗中的村庄拨开屋檐下那一张细密的网”（《从少年的梦中渡河》），把对故乡的思念和祝福搬到纸页上。

诗人也常常运用巧妙的诗歌技巧，与故乡温馨的旧梦对话：“我的姐姐们，正跟随送亲的队伍/带着心中的家谱和明日的燕麦/悲咽中渡河/长久地/走向另一座山脉/另一本陌生的家谱”（《从少年的梦中渡河》）。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从一本家谱到另一本家谱，一个家族的迁徙图清晰可辨。在多维度的梦境中，我仿佛看见诗人邀请月光入室，用笔在书桌上把故乡的符号簪成一朵朵银色小花，色纯形美，努力装饰着故乡的梦。（黄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