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诗人写诗、创作，就是在拥有回溯人生经历禀赋的同时，在自我和世界之间，在自然和社会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自己的精神策源地，把握诗歌的生存状态。谢恩传的诗歌书写就是如此，诗集《南苇》是谢恩传据守此岸、抵达彼岸的诗作，云南风景的发现、原乡经验的呈现、碎片化的隐喻，共同构成了他的诗学风格和诗性气质。

南方的苇草

诗集以《南苇》命名——“南方”是诗人生长、求学、写诗的地方，也是熔铸血缘、乡情、诗心的理想世界，“苇草”是南方的常见植物，江河湖泽、林渠池塘，多伴苇草。在诗人这里，“南方的苇草”具有多重意蕴：一方面，苇草生命强劲，忍受着风雨的侵蚀，在无数次弯折中努力向下扎根，因此茎叶更加繁盛、茂密。诗人对生命的体悟也是如此。“我易于深陷万物虚弥的苍茫里，但我知道该在怎样的世界里寻找自己”是诗人的自述，也是构成诗人精神综合体的重要肌质；另一方面，“南方的苇草”是诗人寄托情感意绪、触发回忆的客观对应物，在认同自身身份以后，诗人与故乡、土地、尘世相关联，“小我”的情感在经历“非个人化”的过程以后，抵达了“大我”。此外，“南方的苇草”可视作诗人的自喻，“有根的漂泊”则是其诗歌写作的主题，所以诗人得以窥见，并将诗歌视为自己的“骨头”和“体内的铭文”。

在本雅明那里，“讲故事的人”有两种身份——农夫和水手。水手带来远方的故事，农夫深谙当地的掌故传说，农夫和水手所讲的故事最终会融合在一起，且暗含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遥远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写诗时的谢恩传也是“讲故事的人”，生于腾冲、求学曲靖，乡土的驳杂经验构成了谢恩传写作的原动力，“云南风景”的发现、“边缘地理”的想象、“无涯时空”的建构，贯穿所有诗行。全书共有8个小辑，“日落的乡村”“善忘的人”“飞离的蚂蚁”等诗题几乎概括了诗人的全部写作指向。诗歌《十里》作为整本诗集的开篇之作，既交代了诗人写作的经验背景，也揭示了诗歌的整体审美特质。诗人正是在“离乡”与“返乡”这两极之间，在面对“江河不归”和十里之外的“隐约的部分”时，通过外在风景与个体经验的契合，完成根性与野性的建设。

古典的启示

“古典的重构”是谢恩传写作的特殊路径。现代诗歌经由古典诗词的浸润，既承继了古典的意象与气质，也构成了对抒情传统的回应。渔舟、蝉鸣、孤鸿、阡陌、稗草、杜鹃、猿猴、马蹄、骨笛、剑戟等意象分布在不同的诗歌中，《采薇》《白发吟》《悲哉行》等诗为旧题新写，《相见欢》与《十拍子》则是以词牌名为题开拓新意。还有一些诗歌，在用典的同时实现了诗人与“故人”的互动。《故人赋》中，诗人以叹词“呜呼”起笔，发出3次追问，面对物是人非、人去楼空的场景，诗人写出了今昔对比的悲壮与哀婉。同样的情感表达在《无酒的杯盏》中也有所体现，流溢的木铎和钟声使诗人捡拾起了他的伤春悲秋之心，诗意充盈在诗行间，诗人的诗绪也随着流水一并流走，余留下无酒的杯盏和茫茫的苇荡。

还有一部分诗歌，是诗人携带现代性眼光，撷取历史碎片，为古典人物重塑形象的产物，既承载诗人个体的沉思，也隐含诗人对于现代文明的求索。在《竹林七贤的铜像》中，诗人的视线在魏晋与现代间流转。正始年间，诗人居于制箭的竹林，与七贤互赠碑铭。回到当下，诗人借诗句发出感慨，以魏晋风度呈现时代的精神变迁。

此外，屈原、李商隐、王维等诗人是谢恩传写作的重要精神资源，《鱼》中屈原绛色的头巾，裹挟着南方洁白的云，游弋在“我”的腹部；《暮色图》中霓裳为李商隐坠落，晚唐苦吟的人推敲着春天……《午后》《草与暮色》《南方》《死亡史》《幡动》等诗，杂糅着生死与存在的声音，体现了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深沉思索。

原乡的牧歌

想到自己的故乡时，谢恩传想到的是整体意义上的故乡。“云南”在谢恩传笔下，是精神的栖居地、国家历史的见证地，还寄寓着诗人对生命的关怀、对“地方性”与“世界性”的思考。“父亲”和“妇女”是诗集中频繁出现的两类形象，对于二者生存境遇的描写，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发现，使诗人找到了抵达诗性世界的路径。背着户撒刀上山的父亲、在河湾的芦苇丛里磨刀杀马的父亲、扛着木头牵引黄昏而来的父亲，都是同一人，也是乡土中国“父亲”形象的凝缩。写到“妇女”形象时，诗人注意到了该形象的统一性与复杂性，当“生计”与“生机”在同一首诗中出现，奔忙的、热烈地爱着土地与庄稼的女性形象落于笔端。《逢他乡人》中卖浆果的妇女，与酒中酲醉的“我们”形成对比，“我们”于是明白：“当歌的不是这个短暂的夜晚。”《田野》中割稻的妇女，如稻草人一般，“站在田埂旁强忍着背脊的疼痛而面带微笑。”《野性》《石马亦是马》等诗，均对女性生存境遇进行书写。诗人在观察这些女性的生活时，也开启了对自我的审视、对生存问题的观照，注意到了隐入尘烟之下的人们充满韧劲的、鲜活的生命力，在对芸芸众生的共感中，诗人写出了人世存在的普遍性，诗歌因此在触碰“大地”的过程中，获得了深度与重量。

此外，《腾越帖》《家族史》《山中》《地方志》等诗都具有“史诗性”。在对腾冲的地方史与个人的家族史的回忆中，诗人完成了对历史的梳理和叩问，也建立起诗人与时代、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共振关系。诗歌《向北》是于坚诗歌《大象走在云南》的应和之作，在《大象走在云南》中，于坚将“大象”比喻为“长鼻子的宇航员”，进而谈到故国，讲述人类的生存寓言，在《向北》中，结穗的野草、飞翔的孔雀、“以祖先脚印作穴繁衍”的物种等意象，暗含生命延续与传承的内蕴，哀牢山、基诺山、秦岭等地名的罗列与指认，使得诗歌形成了具有张力的野性空间。正是在物种记忆与人类文明的复调交响中，诗人发出了终极叩问：“如今，河流消退，无数的王国覆灭，/我们踩破时间的冠冕，一路向北，/咀食稗草蜕变的成果，/包括甘蔗、菠萝，由此证明本原不可毁灭，/我们必将在无形中，看见自己的脸和内心。”诗人以诗歌的形式探询大象迁徙的内在原因，进一步还原生命的本质与内心的真实。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出发，将这一作品视为具有可持续发展意义的自然书写也未尝不可，它从生态整体主义出发去看待自然万物，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论，而将人与自然视为统一的有机整体，其中不乏对工业文明的思考与体悟，对生命本原力量及生态伦理的坚信，也意味着诗人使命感的形成。

可以说，谢恩传正在走一条异于他者的写诗之路，谢恩传意识到：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正在经受时代的重塑。回忆成为确证“我”的唯一方式，表现在诗歌里，则具备想象和意义的深度。“古典的重构”与“生命的回响”作为谢恩传写作的两大题旨，也在提示我们：如何对历史与现实进行体认？如何处理好“古典”与“现代”的关系？“古典”与“现代”的限度在哪里？我想，这仍是亟待我们回答的问题。（张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