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杨志军以写作《藏獒》名世，半个世纪书写青海高原与黄海之滨的俗世、自然，终在近年，走向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追寻亚洲群象足迹，写下《大象》一书。如同行走是大象的使命，这是一部以写作为致敬的作品，杨志军以此为大象，也为“所有象”，即以大象为代表的所有生灵，写下对万物的慈悲。

有形无界，与万物命运相联一体。《大象》构筑有两种空间；一种是以大象符号为媒，编织起的十二章“之歌”结构；另一种是以群象的大范围移动足迹，牵拽出北回归线云南雨林森然迷蒙、人象共处的独特世界方维。前者属于形式空间，后者属于内容空间，两者都呈示出杨志军一以贯之的笔法特征，一种有形无界的写作风格。

结构上，小说11章与1个尾声的标题，指事，也指示空间，依次命名为“北回归路之歌”“黎明城之歌”“澜沧江之歌”“聚果榕坝子之歌”等，有如跟随大象在不同空间涵咏歌唱。间之以不同形态的歌与诗，如与大象有关的儿歌、大象医生岩罗章的民歌、主人公“毛管花”“黄鹂”创作的流行歌词，以及经常为两头“有文化”的大象朗读的诗歌等。小说之“散”与歌诗之“韵”在同一文本中对话、应和、关照，虽是刻意构想，却也如穿插在雨林中自由的风，调和了小说热带雨林百科全书式的绵密呈示。

尤其是分布在每章启首的10行小诗，合则为一首110行的大象漫游之歌，既暗含西双版纳州亚洲象群“北上南归”的实事：从“现在此刻，我们出发，/从西双版纳，从雨林勐养。/去看看地平线那边想象之外的远方，/是不是也有大象爱恋的土地”，到“我们回来了，行走此刻结束，头顶有霞光。/这里是西双版纳、雨林勐养，我们的故乡”；又以其抵达印度、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苏门答腊、泰国等地，以及见到的亚洲象、非洲象，兼及了全世界大象的生存状态，扩容书名“大象”这一符号的指涉意义与情感张力。

与形式同构的，则是小说以“生态位”“反转誓言”等展开的宇宙万物平等、命运相联的讲述。一种肇始于亚里士多德《动物史》的“存在之巨链”或称“自然之梯”的宇宙结构譬喻，曾以属性高低将万物排列于观念的锁链之上。其中，动物居于中位，巨链上下串起人类与植物。杨志军对万物的观念则与此明显不同。

在《大象》里，大象作为旗舰动物，以行走开辟出象道，带来阳光，成为绵密雨林的林窗；粪便和深深的脚印，带来象粪中那些没有消化却已经泡软后很容易发芽的种子，以及依靠象粪和脚印中积水生活的昆虫；昆虫对植物授粉，嫩叶和果实的生长，又引来各种动物包括人类的光顾。由是，雨林有了植物、动物、人类的昼聚和夜会。世界的多样性，如许优美、精细地呈现。

如同小说中同样提供的一条“链条”隐喻：“我们的北回归线，全人类只能俯视不能仰视的北回归线，现在它就搭在小象颤抖的脊背上，也搭在毛管花双腿之间那朵粉扑扑的醉蝶花上”（《大象》第5页），一条北回归线，链接起动物小象、人类毛管花、植物醉蝶花，是一个空间实写，也是物类平等、命运与共的一个喻指。其意味，类似斯宾诺莎的时间之喻，对于永恒，比之一粒沙，整个银河并非更要紧。

人象目光的并置、交融，聚焦所有生灵的正义与权利。杨志军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大象》中有四种身份：用大象的视角和心理看待人类，用人类的视角来看待大象，用大象和作者联合起来的视角看待世界上所有人，用人类的视角看世界。”（《杨志军：我好像变成了大象在表达它们的生活》，《中华读书报》）抛去后两种视角，缘于大象和作者联合视角即为作者代入大象的拟人视角，以及人类视角看世界其实也包括看大象，《大象》中至少有两种目光：既有人类视角，也有象的动物视角，既看对方，也看自身。

福柯在半个多世纪前曾拟用“目光考古学”作《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的标题，在他看来，“目光”中隐含着权力安排，是社会话语与权力机制对个体认知的重塑。杨志军并置人与大象两种目光铺排小说，即标明了他关于人的逻辑不能规范一切的立场，以及一种敬畏也由此凸显。人类凭借精神中的“灵明”一点，便胜却动物界的技能无数，也凭这“灵明”一点，才立于世间谈论正义与权利。然而，这“灵明”一点却未必全然是善的，《大象》中蝇营狗苟的盗猎者以及在善恶中纠缠、奔跑的象医岩罗章形象，即已道明此点。杨志军以人象目光平等互看，指示的是倘人类能以一种天地般的生生大德，尊重自然的自然而然，万物或皆能有其正义、权利与生生不息。

收到《大象》一书时，笔者正在端详范宽《雪景寒林图》。中国山水尤其是宋代以后的卷轴和册页，人和居室总是低调隐伏于自然之中，仿若植物般生长于其回环蜿蜒处，成为杳然无穷中的一部分（吴兴明语）。艺术无界，翻看50余万言的长篇《大象》，也如缓缓推开一幅西双版纳州的山水卷轴，那些已然表现出来的，是能够激起涟漪，变作风暴，形成潮涌的江河，而隐伏其中的，更有关于人事当止即止、为所应为的慈悲，以及天地无尽。（孙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