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庆来的教育理念及其实践
最终成果简介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些大学虽然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层次、水平，但凡能赓续流传至今者，大多经过漫长的艰苦而又曲折的奋斗历程，并且留下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必将有所裨益。历史同样呼唤人们面向未来，它只为现实提供借鉴与智慧，决非单纯诱使人们沉溺于怀旧之情怀。在百余年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有一大批筚路褴褛、披荆斩棘的先驱者，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奠基与成长做出无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些先驱者的功绩。特别是其中那些办学有成的著名校长，他们和他们所辛苦经营的著名大学，乃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块块丰碑。他们教育思想的丰富精辟，办学理念的卓越高远，以及实践业绩的泽惠后世，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肯定与尊重。可以说，无论是其成功或是错误（甚至失败）之处，都给后世留下一笔极其宝贵的遗产。
对中国近代大学校长教育思想的研究，在高等教育思想研究的所有文献中，内容也是最丰富的。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查询，可以发现在1979年至2006年这段时间内，关于蔡元培的有315篇，关于严复的有73篇，关于竺可桢的有22篇，关于张伯苓的有21篇，关于马相伯的有14篇。这些文献可划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整体性研究，整体性研究是指将中国大学校长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目前只有周川教授主编的《5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一书。第二类是个别性研究。该类研究中以教育思想命名的成果主要有山东教育出版社在2003年底至2004年初出版的一套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该丛书详细论述了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郭秉文、唐文治、吴贻芳、陈裕光、马相伯、竺可桢、陈垣10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三类是附带性研究，即在一些相关研究中在研究某些问题时附带有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高等教育思想的内容，如人物传记、中国高等教育史、中国教育史等方面著作。但对著名大学校长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京津沪等内地发达地区，如由华中师大原校长、著名教育家张开源先生主编的《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第一卷里的十个校长均是京津沪的大学校长。但遗憾的是，没有边疆地区的大学校长入选。
熊庆来于1937年到云大任校长，任职后他抓住昆明当时作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人才济济的大好时机，凭借他在法国接受的高等教育及国内从教的经验，结合云南实际，大力发展学校的学科建设，迅速把一所不入流的地方大学办成与北大、清华齐名的国内著名大学。在云大80多年的历史中，熊庆来长校的12年被称为“黄金时期”。1946年云大被《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为中国十五所世界著名大学之一。熊庆来之所能使云大有这样大的变化，源于他的办学理念符合云南和云大的实际，并勇于实践。认真总结熊庆来12年的办学理念及实践，并给以阐述分析评论，不仅仅是为了继承这笔遗产，追思逝者，更重要的是为今日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提供参考，这是其实践意义所在。该课题丰富了近代大学校长的理论研究，从地域上弥补了研究的空白，从而推广云南省历史上名人的知名度，扩大影响，这是其理论意义所在。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分为两个部分，即《熊庆来信函》及《熊庆来教育思想研究》。
《熊庆来信函》收入熊庆来的来往信函668件，十余万字。信函分为四部分，即（一）临危受聘，励精图治。（二）广招贤才，优待教员。（三）严格学籍管理，慎重处置学生事务。（四）重亲情守原则，敞心扉更近人。
第一部分信函内容主要是反映何瑶任校长的后期，办学经费不足更显突出。教师薪俸不及外省大学教师的三分之一，不少教师对教学工作不够积极，引起学生不满。1937年4月2日，云大发生“驱何”学潮，要求撤换校长，学生组织校务改进会，轮派学生守卫大门，拒绝教师到校上课，表示将以罢课手段，达到“驱何”目的。省政府多次派官员到校调解，劝导学生复课均无效果。6日，龙云亲自出面，召集全体学生，作最后一次训诫。在龙云强烈的威胁下，平息了学潮。这次学潮促使龙云认识到，要建设云南，非办好云大不可。要办好云大，非增加办学经费不可。要办好云大，还要有一个懂教育、孚众望的校长。
龙云的夫人顾映秋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因同乡关系常到熊庆来家中求教，知熊庆来学问、人品，她和时任省建设厅厅长、熊庆来留法时的同学张邦翰等竭力保荐，促使龙云决定聘请远在清华大学供职的熊庆来继任云大校长。熊庆来当时已是清华享有名气的学者，不仅在学术上有成就，而且在繁华的北平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可谓正处在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如果接受龙云的邀请，他不仅要放弃优越的生活环境，到偏僻贫困的云南生活，而且他对云大办学经费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生源不足等较差的办学状况早有所闻。对一心追求在数学领域有所作为的他来说，接受不接受聘请，是人生的一个重大抉择。一向热爱三迤父老子弟、关怀桑梓文化教育的熊庆来，在龙云的盛情邀请下，最终放弃了清华的优越条件，决心力肩巨任，服务乡里，于是带着一家老小，风尘仆仆，远道返滇。
熊庆来到任后，根据龙云对他的承诺，整顿校纪校风，改革行政机构，提高工作效率，聘请省内外知名学者到校任教，增设院系，用政府赠拨的经费，购置设备。改善办学条件。1938年7月1日，国立云南大学正式宣告成立，改直隶省政府为直隶教育部。根据《省立云南大学改国立云南大学办学》规定，省立云大校产一律移交为国立云大校产。他以此为基础，通过政府拨款、社会捐款及专项补助来进一步扩大校舍、充实设备。社会捐赠包括学校募捐及社会各界的主动捐助。专项补助不要有中基会、中英庚款、中法庚款、联合国有关机构和有关国家、社会各界的常年补助、临时补助、以及奖学金、救济费、生活补助等。
在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利用各种渠道获得资金，征购了北门外城壕一带，即今东一院一片林地。1937年医学院成立后，征购了昆华中学北面旷地十余亩，即今之物理馆和南学楼一带，用于建医学院，1938年接受顾映秋的捐赠建立女生宿舍，1939年接受滇军要员卢汉的夫人龙泽清的捐款建立女生食堂。同年，云大在呈贡征购360亩土地办农林场，为成立农学院作准备。1940年农学院成立后，又在学校西北片建立五福寺实习农场和蔬菜园艺场。同年，接受“商业巨子”董澄农的捐赠建立医学院细菌馆。1944年在弥勒建立木棉场，订购教学实习用的显微镜、自动水力试验机、水平仪、矿场标本、图书资料等。特别是1945年抗战结束后，趁美军战后撤离昆明，留下大批器械的机会，通过熊庆来等人工作，获得报废飞机机架数架及大量航空器材。
熊庆来任校长后，学校经费仍有很大缺口，但学校在此期间发展很快，新办院系增加，人员增多，尤其是社会动荡，时局不稳，物价飞涨，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其经费常有入不敷出之虞。为此，学校出现了教师罢教的情况。尽管如此，在他“惨淡经营”云大12年中，仍不负众望，将一所濒临绝境的省立大学，重振雄风，一跃而成为全国15所重点大学之一。
第二部分信函内容主要是从熊庆来邀请学者到校任教的信函中，可以窥视出他一贯主张的“慎选师资，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的办学思想。对于那些经验宏富、学识渊博的学者，亲自写信，极力礼聘，使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来云大做专任教师，如顾颉刚、赵忠尧、刘文典、胡小石等。对这些学者，不仅给他们办好护照，请沿途的官吏给予关照，而且解决他们家眷旅费的问题。有的知名学者因各种原因不能来云大担任专任教师，他就采取“借聘”、“兼任”或者“办讲席”的方式来延揽贤才，如华罗庚、冯景兰、冯友兰、严济慈等，爱才之心不言而喻。同时，熊庆来大力支持这些学者到校后开展科研工作，为他们外出研究调查尽力提供方便；推荐优秀教师出国深造。而对于那些学识平平、不甚了解的学者，他则不轻易聘用。
熊庆来到校后，大力整顿学校的行政机构及教师队伍，让能者上、庸者下，这引起一些教职员的不满，有的人曾写信指责他“对于旧留之滇籍教员有所歧视”，但他并未就此而停止整顿工作。
在熊庆来长校十二年中，正值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硝烟不断，致使市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教职员工怨声不断。为了稳定教师队伍，保证教学活动正常开展，他不断地向教育部、省政府反映教师的生活状况和呼声，想法设法争取更多的补助，增加教师的薪俸待遇，减轻教师的生活负担。但是他做的工作，有时只是杯水车薪，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教师薪俸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物价的飞涨速度，这就引起了教职工的不满，并随之发生“罢教”。因此熊庆来在后期也感到非常的沮丧，几次提出辞职，并在一些信函中坦言：认为自己已经尽全力办好云大，但是始终未达到自己的目标。
第三部分信函主要反映熊庆来为了加强学籍管理，熊庆来主持制定了《国立云南大学学则》，对学生入学、注册、选课、考试、请假、旷课、转院转系、休学、退学、奖惩、毕业学位等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章制度更加细化了对学籍的管理，使之有章可循。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发生与学生管理制度相背驰的事情。如教育部规定国立大学要统一招生考试，统一录取分数线，但是有的人却提出“少数民族学生要加分”；学校规定外校生要具备齐全的证明材料才能到云大借读，但是有的外校生因为战乱，避难到昆明，很多材料已经损毁、丢失，并不能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有的官员替考试不及格的学生说情，要求从宽处理；对因故延误考试日期的学生希望给予补考，等等。熊庆来对待这些问题从不徇私，坚持照章办事，对于违反校规校纪的学生，他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只要学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便从轻处理。对于要求参加抗战救国的学生，则给予极大的支持，参军抗日的学生保留学籍，给抗战牺牲的学生建立纪念碑。熊庆来虽不支持学潮，但是他对参加学潮的学生的处理持谨慎态度。
第四部分信函反映熊庆来生长在云南，亲友众多，七大姑八大姨，三朋四友总有不少，他们有什么事，总要请熊庆来帮忙。在熊庆来亲友的眼里，他什么事情都能解决，总有亲友找他帮忙解决孩子入学、自己的工作等等。熊庆来是个重情讲义的人，对亲友求办的事情，不能不管，但涉及学校事务，他在处理时也是很讲原则的，从收集的书信中可以看出，熊庆来从不以权谋私，处理亲友的谋职升学等问题，同其他人一样，公平公正，他的一个侄儿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想在云大谋一个助教，他也如实告知学校人满为患，安排不下。在读初中的女儿生病请假，他仍按学校规定，认认真真的写请假条，说明原因。在于亲友信中，他也叙友情、谈人生、谈家庭琐事、谈自己的苦恼，对未来的打算等等。他这样敞开心扉，诚恳的与亲友交流思想的态度，更能看到熊庆来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
论文《熊庆来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分为四部分，即（一）熊庆来“教育乃百年大计，学术是国家灵魂”的思想及实践。（二）熊庆来教育为桑梓服务的思想及实践。（三）熊庆来以“求新”、“求真”为核心理念的办学指导思想。（四）、熊庆来人格魅力对其办学思想的影响。笔者试图从这四个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熊庆来教育思想及实践。
第一部分首先归纳分析了熊庆来有关“教育乃百年大计，学术是国家灵魂”的论述。这是熊庆来对教育在国家建设发展中重要性的见解。他认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一个民族的兴衰强弱，从某种意义上讲取决于教育。我国的教育事业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当时正进行的抗战建国的根本保证，是使国家建设顺利完成的前提。为此，熊庆来在许多场合或文章阐述了这一观点。其次是论述熊庆来这一思想的形成。笔者认为熊庆来教育思想的形成与他的成长经历及当时中国社会状况有关。他目睹了腐败的清朝统治者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淫威，将滇西大片土地让英帝国主义占据，将云南划给法帝国主义作为“势力范围”，出卖滇越铁路修筑主权及路权等，使他认识到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自己强大起来，受张之洞提倡的实业教育影响，曾有过学习采矿专业，让中国人自己办矿，把帝国主义强盗撵出国门的想法。到法国留学后，从巴斯德找出蚕瘟的细菌及消灭瘟菌的办法，从而使濒临绝境的法国桑蚕业迅速发展。巴斯德研究发现酵母菌的作用，并掌握了发酵的规律，改变了法国传统酿酒方法，使造酒业飞跃发展。法国蚕丝业、造酒业的兴旺，使法国经济快速增长，短期内还清普法战争所欠普鲁士的巨额战债。这件事对熊庆来触动很大，使他认识到科教救国的重要性，改变了他过去的认识，甘愿终生投入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这也是他提出“教育乃百年大计，学术是国家灵魂”的思想的支撑点。再次是他作为云大校长后，对如何将这一思想不能停留在纸上而要化为具体行动，所采取的措施，那就是加大教育资金投入。这也是一项极为艰苦的工作。他的前任何瑶被赶下台的一个原因就是办学经费不足，造成教师不安心教学，学生不满意学校。因此，熊庆来接任校长职务时，向龙云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加大经费投入。省政府将过去给云大不足10万的经费增加到25万，同意云大由省立改为国立，通过中央政府对教育的支持，再增加一部分经费。另外，他又通过庚款委员会等社会民间渠道来补助教育经费。在熊庆来任云大校长12年中，他很大精力都用在了寻找办学经费上，根本无暇考虑自己热爱的数学研究。他以牺牲自己的学术事业换来为国家培养大批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人才，推动国家科学技术发展。
第二部分首先介绍熊庆来甘愿舍去个人研究事业和舒适生活回到云南服务桑梓的原因和他为此的决心。熊庆来不仅有甘愿吃苦的精神，而且有睿智的思想。他认为要“以国家力量，促其（云大）发展。”极力主张把当时尚属省立云大改为国立。他主张立足本省，充分利用资源丰富的优势，加以研究，“以期蔚为西南学术重心”。对学生的要求，他提出：“其造就不在一般国立大学毕业之下，而为社会有用之人才。”及“地方实际建设之人才。”为了实现教育服务桑梓，他大胆进行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推动了云南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推动了云南教育与社会经济建设发展。他把视为学校生命的学术与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急云南社会经济发展所急，想云南社会经济建设所想，有机的把学校这个学术机关与地方发展实际结合起来，很好地将以教育服务桑梓落实到实处。熊庆来以教育为桑梓服务取得成就可归纳为：（1）以教育提高云南有色生产技术，发展云南工业。（2）力争保留生物系，为学校生物系发展奠定了基础。（3）提升云南医学教育水平，改善云南医疗卫生条件。（4）以农学教育改进云南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农业经济。（5）以教学研究为改善民族关系，巩固边防做贡献。文章分别介绍了以上各方面的产生背景，发展状况及取得的成就等。
第三部分论述熊庆来长校云大后，把“求新”“求真”作为核心理念的办学指导思想，并将其贯穿于教育过程之中。这既是熊庆来教育思想的灵魂和核心，也是他从事教育事业矢志不渝地追求。他从自己从事数学研究的实践经历中，深切地体会到学术研究中求新、求真的重要性，结合当时抗战情况深刻地认识到“今日之战争，科学之战争也。”正因为他把科学建设与国家的生死存亡相联系，更加重视在学术研究中的求新求真，培养具有求新求真精神的人才。在文中对熊庆来“求新”、“求真”为核心理念的办学指导思想的形成进行了分析，认为有三个阶段，即初始阶段，这一时期为其在1921年---1925年创办东南大学算学系。1926年至1937年熊庆来在清华大学数学系是其“求新”、“求真”为核心理念的办学指导思想的基本形成时期。1937年至1949年是熊庆来以“求新”“求真”为核心理念的办学指导思想的成熟完善时期。本部分的最后一节是熊庆来对教育“求新”、“求真”的不懈探索，着重分析了熊庆来用这一理念探索办学体制的改革。笔者认为熊庆来“用英庚款在学校设讲座”、“因地制宜办学”、“校务公开、教授治校”三方面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第四部分谈熊庆来的人格魅力对其办学思想的影响。笔者认为学生人格的养成，靠的是“身正为范”的学术大师们，尤其是校长在校园形成的精神氛围。校长的人格魅力不仅对学生人格产生重要影响，还会影响到治学治校及发展建设。笔者认为熊庆来的人格魅力对办学思想的影响表现为：（1）知人善任的用人观（2）诚实守信的为人观（3）勤俭办学，“决不枉费一钱”（4）“爱生等如子女”。笔者通过实例对这四方面进行阐述，认为熊庆来以教授、教育家、诤友等形象深深地刻在他的同事、学生、师友等人的心理。他敬恭桑梓，甘入幽谷，奖掖后辈，如恐不及，提携后进，知人善任，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其人格力量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值得当代学者大力提倡和学习。
三、成果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该成果将零散的熊庆来的信函及部分对教育的论述收集整理在一起并加以研究，出版了熊庆来书信往来函，这是目前国内第一部有关熊庆来教育的信函史料卷。该成果突破过去以往局限于对其数学的贡献、个人生平一般性的研究，用较大篇幅阐述熊庆来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成果中引用了不少新史料、新观点，体现了最新研究成果。该成果主持人为了扩大对熊庆来教育思想研究，邀约几个对熊庆来有研究的教授、青年教师、研究生写稿，与该研究成果的论文合编为《熊庆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由云大出版社将于2010年3月出版。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熊庆来教育思想的文集。该部文集与校长信函卷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成果，更加方便学者对熊庆来教育思想的深入研究，这无疑提升了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力。
课题名称：熊庆来的教育理念及其实践
课题负责人：刘兴育
所在单位：云南大学
主要参加人：李迎春、卜彤、杜宇芳